1937年秋天,山西地界上出了件怪事。
大白天的,镇子上的铺子门板卸得干干净净,柜台上却连个针头线脑都没有,干净得能饿死老鼠。
掌柜的就坐门口发呆,跟丢了魂似得。
你要是问他有没有货,他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可只要那一群穿着灰布军装、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一进门,这帮掌柜的立马变脸,像变戏法一样从地板夹层里掏出紧俏物资,拦都拦不住非要打折卖。
这不是什么地下党接头,纯粹是老百姓拿命赌出来的一套生存法则。
这事儿得从赵杰说起。
这哥们刚从抗大毕业,奉命带着一批学员往抗日前线冲。
结果这一脚踏进山西,直接蒙圈了。
大路朝天,他们是一心向北,迎着炮火走;迎面撞上的却是如潮水般向南溃退的大军。
这场面,跟开了闸的水库似得,全是往南跑的。
这些人里头,有号称“山西王”阎锡山的晋绥军,也有陕西军阀高桂滋的部下。
按理说守土有责,但这帮大爷连日本人的鬼影都还没见着,就已经把自己吓破胆了。
说好听点叫战略转移,说难听点就是撒丫子跑路。
咱们常说兵败如山倒,但当时的场景比“倒”更恶心,是“烂”。
这帮溃兵在撤退路上,把那种旧军队的兵痞习气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没胆子朝日本人开枪,却有胆子朝老百姓耍横。
一路上乌烟瘴气,乱放枪那是家常便饭,抓民夫、抢牲口、调戏妇女更是随处可见。
对于沿途百姓来说,这哪里是自家的军队,分明是比土匪还凶的活阎王。
这种窝里横的本事,简直是把“保家卫国”这四个字扔在地上踩。
那种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
赵杰他们路过村庄时发现一个规律:只要远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或者看到穿黄呢子军装的人影,村里的青壮年妇女瞬间就能跑个精光。
剩下的老人也是战战兢兢,恨不得把头埋进裤裆里。
在那个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真空地带,阎锡山的溃兵成了最大的公害。
老百姓见到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跑,逃,躲。
这不仅是对暴力的恐惧,更是对这支军队彻底的绝望。
可这种绝望的氛围,在遇到穿灰军装的队伍时,出现了神转折。
尽管“八路军”这个番号当时才刚刚挂牌不久,很多老乡甚至还没搞清楚这支队伍的具体来历,看着那身土得掉渣的行头,也不像正规军。
但一种神秘的信任感却在乡野间迅速传播。
那天,赵杰带着队伍走到一个村头,还没等开口说话,原本躲在墙根后的百姓突然就围了上来。
大娘们端来了热腾腾的开水,大爷们死活要拉着战士们去家里住。
这背后的原因,说出来既心酸又讽刺。
老乡们拉八路军回家住,不仅仅是因为八路军纪律严明、说话和气,更是把这当成了一种“人形护身符”。
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只要家里住着八路军,那些横行霸道的晋绥军溃兵就不敢进门抢东西,更不敢随便抓人。
在那个乱世,手无寸铁的百姓竟然要靠一支刚刚路过的军队的威名,来抵御另一支“友军”的侵害,这操作也是没谁了。
这种信任感最终转化为了最直接的经济行为。
赵杰一行人途经县城和大镇子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是交通要道,明明开着店门,货架上却空空荡荡。
起初他们已为是物资匮乏,后来才琢磨过味儿来——这是掌柜们的“坚壁清野”。
为了防阎锡山的兵来“买”东西不给钱,或者干脆明抢,商家们把货物全藏到了柜台下面、夹墙里,甚至埋在了后院。
这就跟现在防贼一样,甚至比防贼还严实。
直到有一天,赵杰走进一家小商店。
掌柜的眼神那个毒,跟雷达扫射似的,先是警惕地上下打量,目光在他们那身略显土气的八路军军服上停留了片刻。
紧接着,掌柜紧绷的脸松弛了下来,因为他发现这三个当兵的虽然带着枪,但站在柜台前规规矩矩,说话客气得像邻家后生。
下一秒,掌柜的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招手领着赵杰进了后屋,掀开帘子,好家伙,里面米面油盐一应俱全。
掌柜的不仅让他们随便挑,最后算账时还给了个让人惊讶的低价。
这一刻,什么通货膨胀,什么战乱溢价,都不存在了。
在这个微小的交易瞬间,历史的走向其实已径注定。
当一个政权的军队逼得本国商户要把商品藏起来才能生存,而另一支军队却能让商户主动从后屋掏出家底时,胜负的逻辑早就超越了战场上的火力对比。
正如那天一位老乡对赵杰说的掏心窝子话:“什么军队好,什么军队坏,我们心里有数。”
这句朴素的大白话,比任何政治宣言都更有力量。
毕竟在那个年代,谁能让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谁就是天王老子。
那天离开时,赵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铺子,掌柜的正把门板一块块重新安上,日头正好落在他的旧棉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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