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的清晨，北京西城的树枝上还挂着残雪。黄火青披着灰呢大衣，沿南礼士路步行去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楼。这位生于1901年的老人，眉毛雪白，脚步却不拖沓。门岗敬礼时，他摆手：“忙正事要紧，别耽误。”一句轻声，却透着不容推辞的干练。
刚恢复不到两年的最高检，办公室里文件堆成小山。人手随时可能被抽去全国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留守人员常常三职兼顾。黄火青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翻看新送来的卷宗，急需定稿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草案摊在案头，他拿铅笔勾勾画画，不时抬头询问秘书：资料核对了吗？数字准不准？
这样紧张的节奏，他并不陌生。追溯半个多世纪前，1926年，25岁的黄火青在襄阳学生运动中以“火样的演说”声名鹊起。那一年，他先入共青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从此投入了并不平静的年代。
1930年4月他结束在莫斯科的学习回国，先到中央苏区，再转红一方面军。写文件、抓宣传，他都不推辞；敌情紧急时，也能提枪上阵。1934年春，他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随队踏上长征。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强行率部南下。黄火青和卜盛光等人公开反对，被排挤得连干部会议都不通知。他打算率红三十二军北撤，无奈联络手段被剥夺，若贸然行动可能让朱德、刘伯承更被孤立，只得咬牙随队继续行军。后来他回忆那段日子：“不是不想走，走了怕坏大局。”
1936年底，西路军折戟河西走廊。黄火青先在酒泉、玉门一带苦战，再随李先念、李卓然突出重围进入新疆。茫茫戈壁上，战士们衣衫单薄，他却硬撑着高烧指挥转移。到达迪化时，他只剩下六十多斤体重。
新疆岁月给了他另一重身份——审判委员会委员长。盛世才刚把“反帝联合会”当招牌，黄火青被推为秘书长，在组织群众、张贴标语的间隙，还要兼管审判。1939年春，他利用职务救出被诬陷的周纯麟、曾良玉。提审室外雪未化，周纯麟暗暗认出他，黄火青趁看守转身低声一句：“再忍几天，都会出去。”短短13字，后来周纯麟记了一辈子。
1940年10月，他回到延安。军政学院、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岗位屡换，唯一不变的是“原则性”。建国后，他调地方，一直未参与授衔。有记者问起，他笑答：“手里没枪，给我军衔干啥？”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他为最高检检察长，时年77岁。那时检察机关因种种原因中断十余年，恢复工作从零起步。有人担心他年事已高，他却说：“检察工作讲分寸，更讲底气，年龄不是借口。”
最棘手的“两案”审理接踵而来。特别检察厅设在东长安街某办公楼，资料堆到窗台。黄火青每天要看一米多高的卷宗，累了就站起来走两步，再继续。夜深灯熄，只有他屋里还亮着台灯。喻屏曾劝他早点休息，他挥挥手：“先把事实链条理顺，睡不着。”
1980年11月的法庭上，他宣读起诉书，字音铿锵。等列完被告人名单，他才轻轻补上一句：“本案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有人以为他故意制造悬念，其实他是按法律文书固定格式行事——自己不过是履责的检察官。后来记者追问，他一笑：“那都是中央领导的决策，咱们只是演员。”
与此同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草案反复易稿。有人对在条文中写入“坚持党的领导”心存顾虑，他立场十分明确：“中国革命靠这个赢的，检察院也不能例外。”最终通过的法条奠定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定位，许多提法至今沿用。
在他任内，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评价朴素：“坏人怕了一点。”1982年，他卸任检察长，转任中顾委委员。即便如此，他隔三差五仍去最高检“串门”，看到年轻检察官加班，会拍拍对方肩膀：“制度立住了，你们就有底气。”
1998年，检察机关恢复二十周年纪念会，98岁的黄火青坚持到场。工作人员担心他体力，他摆手：“别多话，给我五分钟。”结果一口气讲了二十多分钟，思路清楚，声音洪亮。
1999年11月9日，黄火青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九岁。整理遗物时，只见几件旧军装、一本翻得卷边的《刑事诉讼法》，还有厚厚几摞工作笔记。扉页上写着简短一句话：法律不可欺，良心不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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