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林冬福那一下晕倒,郑德诚恐怕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根本摸不透身边那些“猴子”们心里头的小九九。
郑德诚这书记怎么当上的?剧里说得明白,是“猴子们”替他争来的。当初赵书记问为啥非得是他,答案就一句:“跟着郑德诚能赚钱。”这句话,成了郑德诚在月海的立足之本,也像一道无形的紧箍,把他给套住了。他所有的行动逻辑,几乎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让月海发展,让大伙儿赚钱。所以他敢拼敢闯,为了拉来东北五虎的单子,可以不顾程序;为了保住常佳人的投资,敢生生吞掉和县里领导签的合同,用最粗暴的方式得罪一圈人。在他心里,经济指标上去了,月海热闹了,就是对“猴子们”当年支持的最好回报,也是他价值的全部体现。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猴子们”要的,真的是月海长远、健康、符合规则的发展吗?未必尽然。他们更看重的,恐怕是郑德诚能带来的“快钱”和“便利”。高春梅作为“猴头”,她的春梅印刷厂是月海龙头企业,她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部分“猴子”的利益。当她的厂子用工超标面临停产时,是郑德诚力排众议(甚至有点违规操作)保下来的。当她和常佳人看上滨海路要做印刷一条街时,也是郑德诚不惜得罪全县领导,用近乎耍赖的方式把地抢了过来。这一桩桩一件件,郑德诚觉得自己是在为月海“冲锋陷阵”,但在“猴子们”眼里,这可能更像是一种“投资回报”——我们捧你上位,你就得为我们的事“开绿灯”“铲平路”。
林冬福的晕倒,像一面突然举起来的镜子,照出了这火热发展下的冰冷算计。林冬福为啥累倒?他是管城市建设的副镇长,拼命想再修出一条能媲美滨海路的新路。他这么拼,深层原因就是为了弥补郑德诚“抢地”决策带来的后遗症——把县里领导们都得罪了,得想办法给人家找补,解决置业问题,缓和关系。他是在给郑德诚的“冲动”擦屁股,是在为月海可能被孤立、被穿小鞋的未来找一条出路。他的晕倒,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伤,而是郑德诚那种“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只顾眼前利,不看长远局”的工作方式所直接导致的压力爆发。
这一幕对郑德诚的冲击是巨大的。剧中提到他急得直掉眼泪,因为联想到自己妻子去世的情景。这不仅仅是同事情谊,更是一种惊醒。他开始隐约感觉到,自己一路狂奔的背后,有人累倒了,有人(像李秋萍)被误解、被孤立,月海与上级的关系出现了巨大裂痕,而自己以为在保护的“猴子们”,可能正是把他推向这种孤立境地的一部分推手。他们享受着郑德诚带来的实惠,却未必愿意,或者未必有能力去承担郑德诚决策所带来的全部风险和代价。当供电局卡脖子、全县领导冷眼旁观时,承受最大压力和直接冲击的,还是郑德诚本人和镇政府这个集体。
这其实就是一种深层次的算计:把郑德诚架在“能赚钱”的火上烤,让他去冲去闯去打破常规,大家跟着获利;而一旦出现问题、矛盾激化,首当其冲的也是郑德诚。他们算准了郑德诚的性格和信念,也算准了他会为了“发展”和“信任”去扛下所有。林冬福晕倒,让郑德诚不得不从“冲锋者”的状态里暂时停下来,看到身边战友的代价,也促使他去反思:所谓“猴子们”的拥护,究竟是一种共同创业的伙伴情谊,还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的捆绑?他们推动他做的那些事,有多少是真正为了月海好,又有多少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意铺路?
当然,咱们说这些,不是要否定郑德诚的功劳和初心。他绝对是个想干事、能干事的好干部,月海的经济起飞他功不可没。也不是说“猴子们”都是坏人,商人追求利益无可厚非。这里头关键是一个“度”和“规则”的问题。李秋萍的存在,就像是一直在提醒这个“度”和“规则”的人。她按照规章制度要求停产检查,她提出引进县领导置业的长远规划,都是在试图把月海的发展纳入更规范、更可持续的轨道。可惜前期郑德诚听不进去,总觉得她是绊脚石。
所以说,林冬福这一晕,晕得真是时候。它虽然没有直接改变滨海路的结局,却重重地敲了郑德诚一记警钟。让他开始明白,改革发展的道路不是一根筋的冲锋,更需要平衡的艺术、规则的尺度和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清醒认识。真正的“为月海好”,不是单纯满足一部分人(哪怕是当初的支持者)的短期经济利益,而是要构建一个公平、规范、有韧性的发展环境,让各种力量(包括上级支持、不同群体利益)都能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经此一事,郑德诚如果能成长起来,学会和李秋萍这样的“紧箍咒”更好配合,那才是月海更大的福气。这剧情啊,就是这么真实,这么耐人寻味,把改革初期那种混杂着热血、草莽、算计与探索的复杂图景,给活生生地展现在咱们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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