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广州农商银行一则“122.5亿元出售百亿信贷资产”的公告，再次将这家万亿级农商行推向公众视野。这是该行自2023年以来第三次大额资产剥离，三年累计处置对公信贷资产超400亿元。然而，密集的“甩包袱”动作背后，是不良率逼近2%、逾期贷款突破500亿元的资产质量压力，叠加员工退费、高管动荡、同业理财兑付纠纷等多重合规挑战，这家扎根广州70余年的金融机构，正行走在“风险化解”与“盈利重建”的十字路口。
资产处置：三年400亿剥离背后的“降不良”焦虑
从2023年12月以94.67亿元向105家买方出售资产，到2024年12月以99.93亿元向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145.92亿元债权，再到2025年11月完成122.5亿元信贷资产出售，广州农商行的资产处置节奏明显加快。据公告披露，2025年这笔交易的标的资产，截至2026年6月30日账面本金约149.78亿元，经表内应收利息和资产减值准备抵减后，账面价值约121.32亿元，122.5亿元的交易对价仅实现0.68亿元溢价，近乎“平价甩卖”。
从行业分布看，这些被剥离的资产高度集中于高风险领域。2025年出售的信贷资产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38.78%（本金58.08亿元）、房地产业占比20.46%（本金30.64亿元）、批发和零售业占比16.27%（本金24.37亿元），三大行业合计占比超75%。这与该行不良贷款的行业分布高度吻合——截至2025年6月末，其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25.56亿元、不良率4.48%，农林牧渔业不良率更是高达9.56%，成为资产质量的“重灾区”。
资产处置的直接目标是压降不良率，但效果却未能持续。2024年通过转让145.92亿元不良资产包，该行不良率曾降至1.66%，为近五年最低；但2025年上半年不良率又反弹至1.98%，较年初上升0.32个百分点，逼近2%的监管警戒线。更值得警惕的是逾期贷款规模——2025年6月末达510.93亿元，较2024年末增加190.2亿元，逾期贷款占总贷款比例升至7.12%，较上年末提升2.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仍有大量潜在不良资产待暴露。
“连续三年大额处置资产，本质是‘以价换量’的被动防御。”一位银行业分析师指出，“从交易结构看，2025年这笔交易的70%价款（85.75亿元）需在2026年至2034年分9期支付，相当于买方仅支付30%首付就获得资产控制权，广州农商行虽短期内改善了报表，但长期仍面临回款风险，且资产处置带来的溢价收益微乎其微，难以对冲利润下滑压力。”
盈利困局：增收不增利与资本充足率承压
资产质量的恶化直接侵蚀了广州农商行的盈利能力。2025年上半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80.37亿元，同比增长9.41%，看似扭转了此前连续三年营收下滑的趋势，但净利润却同比下滑11.21%至15.1亿元，“增收不增利”特征显著。
利润下滑的核心原因是信用减值损失的激增。2025年上半年，该行减值损失达38.15亿元，同比增长30.83%，占营业收入比例高达47.4%，意味着近一半营收被用于核销坏账。回溯历史数据，2020年至2024年，该行净利润增速分别为-33.3%、-28.43%、6.92%、-19.27%和-25.89%，仅2022年实现正增长，盈利能力持续弱化。
资本充足率也随之承压。截至2025年9月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10%、10.56%和13.40%，较2024年末均有下降。为补充资本，该行近年来频繁通过股权、债权融资“输血”——2021年至2023年两次增发配股融资超150亿元，2023年发行150亿元二级资本债，2024年发行120亿元永续债，2025年又完成29.6亿元增资，注册资本从114.5亿元增至144.1亿元。
但外部“输血”难以替代内部“造血”。截至2025年8月，该行股价较2017年上市之初的6港元/股已下跌70%，资本市场信心不足；而净息差的收窄进一步加剧盈利压力——2024年上半年净息差仅1.02%，较2023年同期的1.49%下降47个基点，降幅达31.5%，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生息资产规模增长但净息差收窄，叠加减值损失高企，导致该行盈利陷入‘增收不增利’的恶性循环。”上述分析师补充道。
合规挑战：从员工退费到同业理财纠纷
在资产质量和盈利压力之外，广州农商行还面临多重合规考验。2025年10月，多位员工在社交平台爆料，该行要求退还2022年以来的过节费，人均约1.4万元，按1.26万名正式员工计算，总退费规模超1.7亿元，退款分阶段执行，首期2500元需一次性缴纳，剩余从工资中逐月扣除。
对此，该行回应称是“规范津贴福利发放，符合相关制度规定”。据广东省2025年修订的《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节日慰问品年度总额人均不超过3000元，且不可发放现金、购物卡，而该行此前以现金形式发放过节费，涉嫌违规。此次退费不仅引发员工不满，还涉及个税退税等后续问题，多位法律人士指出，该行需提供书面通知并协助员工办理退税，否则可能引发新的纠纷。
与此同时，该行卷入的1.26亿元同业理财兑付风波仍未平息。2022年至2024年，雅安农商行、河南舞钢农商行、青海西宁农商行先后起诉广州农商行，起因是其发行的“安心回报262号”同业理财产品到期无法兑付。这款预期年化收益4.5%的3年期产品，因底层债券违约导致兑付受阻，而该行被指“提前知晓违约却未及时披露”，延误投资者决策时机。
从诉讼进展看，雅安农商行的诉求经历一审、上诉后发回重审，2025年6月重审一审开庭后仍未判决；河南舞钢农商行的诉讼请求被一审驳回，二审仍在审理中；青海西宁农商行的案件已进行三次开庭，尚未出判决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该行还主张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应承担责任，法院正考虑将三案并案处理，而案件涉及的工银瑞信投资、万家基金等四家第三方公司，此前因无法送达诉讼材料被公告送达，责任划分难度较大。
此外，高管的频繁动荡也影响内部管理稳定性。2019年以来，该行原董事长王继康、原副行长彭志军、原行长助理吴海峰、原行长易雪飞等多名高管先后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查或逮捕，2024年至2025年又经历行长更替，邓晓云从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任上接任行长，高管团队的不稳定对战略执行和风险管控造成一定影响。
转型探索：聚焦“百千万工程”与村镇银行整合
面对多重压力，广州农商行正试图通过战略转型寻找突破。2026年1月，该行召开金融赋能“百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提出要“成为服务‘百千万工程’的排头兵”。据披露，过去三年，该行累计支持“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超300个，授信总额超292亿元，涉农贷款余额突破425亿元，服务涉农客户超2.2万户。
董事长蔡建在会上强调，要避免“同质化竞争、拼规模拼价格”，发挥“网点密、产品全、效率高”的本土优势，聚焦环南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广州东部中心等重点区域，推广“集体建设用地信用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等农村产权融资产品，同时优化“村资宝”等数字化工具，赋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在村镇银行整合方面，该行也动作频频。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先后获批吸收合并东莞黄江、中山东凤、兴宁三家珠江村镇银行，2024年股东大会还通过了吸收合并鹤山、深圳坪山珠江村镇银行的议案，若进展顺利，一年内吸收合并的村镇银行将达5家。此外，针对旗下三家村镇银行（北京门头沟、烟台福山、青岛城阳珠江村镇银行）被纳入“明天系”关联企业破产清算的股权，该行通过司法拍卖处置相关股权，试图厘清历史遗留问题。
但转型之路并非坦途。一方面，县域金融市场竞争加剧，大型银行凭借资金、人才、科技优势下沉服务，广州农商行的本土优势面临挑战；另一方面，拟吸收合并的村镇银行部分存在经营压力，如鹤山珠江村镇银行2024年净利润同比下跌51%，不良率升至2.19%，并表后可能进一步拖累该行资产质量。
平衡短期风险与长期发展
对于广州农商行而言，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平衡“短期风险化解”与“长期盈利重建”。短期内，通过资产处置压降不良率、通过外部融资补充资本是必要之举，但需避免“以价换量”导致的收益流失，同时妥善解决员工退费、同业理财纠纷等合规问题，稳定内部管理和市场信心。
长期来看，该行需重塑信贷结构，降低对高风险行业的依赖，依托“百千万工程”深耕县域金融和涉农领域，通过产品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质效；同时，需加强内控管理，避免高管动荡影响战略执行，逐步修复盈利能力和资本市场信心。
作为万亿级农商行中的重要一员，广州农商行的转型不仅关乎自身发展，也为同类中小银行提供了参考样本。在银行业加速分化的背景下，如何在风险化解中寻找新的增长动能，将是该行未来面临的关键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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