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二六年秋天,长沙城里热闹得不行。

北伐军刚打赢了关键一仗,满大街都在庆祝,好像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可就在这鞭炮齐鸣的时候,一份白底黑字的挽联,悄无声息地送到了李维汉和易礼容的手里。

写挽联的人,是当时忙得脚不沾地的毛泽东。

那上面只有十四个字,却看得人心里发凉:“羡哲嗣政教长材,竟成千古;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

这可不是什么场面话。

稍微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位伟人轻易不夸人,更别说给人戴上“革命先锋”这么重的帽子。

最让人破防的是最后那四个字——“又弱一个”。

这四个字背后透出的,不是那种官方的客套,而是战友凋零后,一种刺入骨髓的寒意。

那个让伟人如此难受,让李维汉哭湿了衣襟的人,叫罗宗翰。

说实话,这名字搁现在,去大街上问一千个人,估计九百九十九个都摇头。

如果不是1979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后,当年给他办丧事的李维汉和易礼容老先生专门写了篇回忆录,这人恐怕真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一个能让那帮最牛的革命者念念不忘的人,到底凭什么?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回到1919年的那个冬天,去看看北京。

那一年五四运动刚闹完,湖南这边的日子比北方的冬天还难熬。

军阀张敬尧在湖南那简直是胡作非为,不给学校发钱就算了,还镇压学生,老百姓被祸害得都没活路了。

湖南人那个暴脾气哪能忍,直接搞了个“驱张运动”。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伟人带着代表团去了北京,罗宗翰就在这支队伍里。

那时候去北京,可不是现在的公费旅游。

为了省钱,也为了办事方便,伟人和罗宗翰还有其他几个湖南伢子,全都挤在杨济昌先生家里。

你想想那个画面:北平的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屋里也没暖气,几个人裹着旧棉袄挤在一块,吃的是最便宜的挂面,嘴里讨论的却是怎么救湖南、救中国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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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搞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连个安稳觉都是奢侈品。

就是这种在冰天雪地里“抱团取暖”的经历,让他们成了真正的铁哥们。

据后来的回忆,罗宗翰这人笔杆子硬,嘴皮子也利索,是个天生的外交家。

在北京那阵子,很多关键的联络工作,都是他跑下来的。

其实他俩的交情早就开始了。

罗宗翰是湖南安化人,比伟人晚一年从一师毕业。

在一师那个满脑子理想主义的校园里,他们就是那种“穿一条裤子”的死党。

伟人搞夜校给工人扫盲,罗宗翰第一个冲上去当老师;新民学会刚成立,也就是后来共产党的那个“孵化器”,罗宗翰也是最早那一批会员。

说白了,只要是那个核心圈子搞的大动作,罗宗翰就没缺席过。

最有意思的是,从北京把张敬尧赶跑后,罗宗翰回了湖南,但他没像别人那样去捞个一官半职。

他干嘛去了?

这两个工作听着不起眼,其实里面学问大了去了。

在那个没网没手机的年代,报馆就是扩音器,小学就是人才基地。

罗宗翰这是在给那个还处于幼年期的组织打地基呢。

真正的牛人,往往都把自己埋在土里,只为了让种子发芽。

日子一晃到了1926年,这既是罗宗翰的高光时刻,也是催命符。

那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唐生智一看形势不对,赶紧投了革命阵营,派了个叫邓寿荃的人当湖南省建设厅长。

在这个节骨眼上,建设厅急需一个既懂业务又能听懂“革命语言”的人。

于是,罗宗翰就被推到了台前,当了建设厅的秘书。

这个位置太关键了。

表面上他是国民政府的官员,穿西装打领带,实际上他就是个超级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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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这个身份,给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开了无数次“绿灯”。

那时候湖南农民运动搞得风生水起,背后要是没有像罗宗翰这样在体制内“搞协调”的人,早就被掐死了。

李维汉后来评价说:“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是有用的人才。”

这话听着平淡,其实是在说:他是那个能在黑白两道、各方势力中间游刃有余的“润滑剂”。

可是,人的身体不是铁打的。

长期的精神紧绷,加上早年到处奔波落下的病根,终于把这个年轻人压垮了。

就在北伐军高歌猛进、大家觉得胜利在望的时候,罗宗翰突然倒下了,而且病情恶化得极快。

这真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正在长沙指挥大局的李维汉和易礼容都懵了,悲痛得不行,亲自给他操办了丧事。

远在别处忙得焦头烂额的伟人听到这消息,半天没缓过劲来。

在他看来,死在战场上那是壮烈,可像罗宗翰这样,满肚子才华,本该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大展身手,结果却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这才是最让人憋屈的遗憾。

罗宗翰这辈子,就像颗流星。

他没等到红旗插满山头的那一天,也没赶上开国大典的礼炮,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史书上都没怎么提他的名字。

他属于那种“铺路石”式的英雄——为了让后面的人走得稳点,甘愿把自己填在坑里。

为什么咱们今天非要翻这个旧账?

因为历史不该光记住那些大人物,也该记住这些具体的人。

正是无数个像罗宗翰这样“隐形”的先锋,用他们的命,把那段最黑的路给蹚平了。

那副“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的挽联,就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勋章,也是那个残酷年代里,活下来的人对逝去战友最深情的告白。

1926年10月,罗宗翰病逝于长沙,年仅29岁,这离他入党,仅仅过去了几个年头。

参考资料:

李维汉、易礼容,《回忆罗宗翰同志》,《湖南党史月刊》,1979年。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湘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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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