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中旬,鄂陕交界的漫川关,寒风那个吹啊,刮得人脸生疼。

国民党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站在作战地图前,嘴角都要咧到耳根子了。

他甚至没忍住,直接给蒋介石拍了一封几乎是“提前报喜”的急电,原话狂得没边:“漫川关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坟墓。”

说实话,胡宗南这回真不是在那瞎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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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一万五千人马,硬生生被卡在一条长约十里的峡谷里,这地方两边全是这辈子都爬不上去的绝壁,前后堵着敌军五个师。

这局面,别说打仗了,就是神仙来了也得摇头。

连一向强硬的张国焘都彻底慌了,甚至提出了“分散突围”这种几乎等于自杀的昏招。

要是没有徐向前在关键时刻拍那一桌子,这支队伍的番号恐怕在那年冬天就得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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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咱们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形容词,就来聊聊90年前那个让人窒息的11月,这帮穿着草鞋的汉子是怎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这事儿吧,得先从一个碎掉的“安家梦”说起。

11月初,红四方面军像一阵旋风一样向西狂奔,好不容易甩掉了屁股后面的追兵,一头扎进了鄂西的南化塘。

这地方真心不错,物产丰富,地形也隐蔽,就连远在上海的中央都发来电报,说是同意在这建立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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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那个高兴啊,篝火都生起来了,甚至有人开始琢磨这儿能不能像大别山一样成为第二个家。

可是呢,战争这玩意儿从来不讲武德。

仅仅休整了三天,屁股还没坐热乎,胡宗南、刘茂恩这帮人就像闻着血腥味的鲨鱼,从东、南、北三面围了上来。

这时候红军其实是有心理阴影的,上个月在新集、土桥铺刚吃了大亏,现在多少有点惊弓之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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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脑子转得快,当场拍板:南化塘不能呆,再不走就是瓮中之鳖。

全军向西,目标锁定陕西漫川关。

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差点把红四方面军送上绝路。

漫川关这名字听着就有那个味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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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本来想抢个先手,但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老奸巨猾的杨虎城早就算准了红军的路线,派了三个团提前把漫川关给焊死了。

前有堵截,后有胡宗南的追兵,左右是插翅难飞的悬崖。

最要命的时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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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红军主力被压缩在云岭到漫川关之间那条著名的“死亡峡谷”。

根据后来很多老将军的回忆,当时的空气都凝固了,真的是那种让人喘不过气的压抑。

张国焘主张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说白了,这就意味着大伙儿散伙,各安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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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敌强我弱的荒山野岭,这跟送死没区别。

关键时刻,徐向前展现了一代名帅的定力,坚决反对解散队伍,陈昌浩这次也没含糊,站到了徐向前这一边。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前卫部队抓到了三个敌军的便衣探子。

这一审讯,审出了个惊天情报:在包围圈的东北侧,有个叫“北山垭口”的地方,有一条只有采药人才知道的羊肠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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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险得要命,但只要翻过去,就能跳出包围圈!

这就好比在必死的棋局里,突然发现对方漏算了一步。

徐向前二话不说,把最硬的钉子——许世友的红34团派了上去,死命令是必须拿下并守住北山垭口;另一边,让韩亮臣带着红219团去抢占龙山。

这两支部队就像两扇铁门,必须在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死死顶住,用血肉给主力部队撑开那条唯一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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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打得有多惨?

开国少将罗应怀后来回忆,他们一个营五六百人上去,打完下来点名,只剩下八十多个。

红旗的旗杆都被子弹打成了马蜂窝,根本没法看了。

在龙山和柳林河一线,红219团团长韩亮臣打光了子弹就拼刺刀,最后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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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靠着这两支铁军不要命的打法,红四方面军主力才在11月13日黄昏,顺着那条羊肠小道,奇迹般地钻出了包围圈。

这里顺带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

很多史料和回忆录里都说红军突围后翻越的是“野狐岭”,但我特意去查了当地的地形志,那个地方其实叫“茶壶岭”,因为山形像一把大茶壶。

红军翻过茶壶岭,抢占竹林关,这才算真正把死神甩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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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上的突围只是第一步,精神上的折磨才刚开始。

11月28日,部队走到周至县附近。

这时候,张国焘收到了一份来自党中央的电报。

远在上海的大佬们并不了解这边的真实处境,电报里严厉要求他们“回师”,去恢复鄂豫边苏区,甚至还要他们去威胁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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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电报,所有指挥员心里估计都有一万匹马奔腾而过。

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经深入陕西,身后是穷追不舍的几十万大军,回头路早就断了。

而且部队在秦岭的冰天雪地里穿行,战士们穿着单衣草鞋,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在雪窝里,再也没起来。

这时候让他们杀回湖北,无异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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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红军历史上最无奈的时刻之一。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张国焘和徐向前不得不面对现实:回是肯定回不去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翻越秦岭,往汉中方向走。

但这并不是单纯的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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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在秦岭北麓搞了一次漂亮的声东击西。

他们突然出现在西安附近的关中平原,把杨虎城吓得魂飞魄散,以为红军要攻打西安,急忙调兵回防。

就在敌人乱作一团的时候,红军又突然一个回马枪,再次钻进秦岭深处。

在这个过程中,红军付出了一位高级将领的生命——红10师代理师长曹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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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彷徨镇的激战中牺牲,成为了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要知道,这已经是西征以来牺牲的第四位团级以上干部了。

1932年的那个11月,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绝对是一场炼狱。

他们从南化塘的短暂安逸,跌落到漫川关的生死绝境,再到秦岭风雪中的艰难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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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战略转移”,从来不是地图上画一条线那么简单,那是无数个韩亮臣、曹光南用命填出来的路。

翻过秦岭,前面就是汉中。

对于90年前那群衣衫褴褛的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知道必须活下去。

12月,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在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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