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秋天，鄂南的那片芦苇荡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就在前几天，那支让日本鬼子都睡觉不踏实的“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好像突然间人间蒸发了。
枪支被塞进了烂泥塘，几百号人说散就散，大队长王水挂了彩被抓，最让人痛心的是，这支队伍的“大脑”、武昌区委负责人王健民，在回乡养伤的路上，竟然被老熟人黄人杰给卖了。
黄人杰这孙子，为了点赏钱当了汉奸，把只有35岁的王健民送上了绝路。
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支队伍彻底凉了，才成立不到一年，就被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人联手给“抹平”了。
但这事儿吧，越看越有意思，历史往往就喜欢在这个时候给你来个大反转——仅仅过了一年，一支叫新四军鄂南独立第五团的队伍突然杀了出来，把鄂南搅了个天翻地覆。
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初死里逃生的副大队长。
原来，那场看似凄惨的“散伙饭”，其实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潜伏”。
这种看似认怂的战术撤退，往往比硬碰硬更需要胆量。
这事儿得从头捋。
把日历翻回1938年10月，那时候武汉刚沦陷，整个鄂南地区那就是个无主的真空地带。
国民党正规军跑得比兔子还快，日本人的脚刚伸进来，还没站稳，那是真正的“乱世”。
那时候的规矩就一条：谁手里有枪，谁就是草头王。
中共鄂南特委眼光很毒，一眼就相中了这个空档，派了王健民、王水这几个“书生”一头扎进了梁子湖。
为啥选这？
水深、芦苇高，跑路方便，而且当年彭老总的红三军团就在这混过，有群众基础。
但说实话，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
这几个外来户想在当地拉起队伍，最大的拦路虎还真不是日本人，而是当地那些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和土豪劣绅。
破局的关键，全靠在一个叫白云寺的地方碰上的一个“怪人”。
这人叫王儒林，是个硬茬子，以前是红三军团的连长，蹲过国民党的大牢，出来后找不到组织，就在家憋着一口闷气。
我查了一下资料，当王健民向他亮出党员身份的时候，这个四十多岁的铁汉子激动得全身都在抖。
他当场就给自己改名叫“王甦”（音同苏），意思很明白：老子的政治生命复活了。
有了这个本地“地头蛇”加持，局面瞬间就开了。
他们玩了一招特别高明的“借壳上市”——既然那时候要搞统战，干脆不打红旗，挂了个“湖北省委直属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站”的牌子，靠着当地开明绅士鲁斗南的面子，在涂家垴一下就拉起了百十号人。
这帮人有多猛？
队伍才成立不到一个月，连像样的军装都没有，就在南咀水域给了日本人一巴掌。
那会儿日军也是托大，觉得中国军队早跑光了，坐着橡皮艇大摇大摆来抢渔民的鲜鱼。
二中队长潘斌带着人，那是真熟悉水性，硬是靠着土办法把装备精良的日军快艇给干沉了。
紧接着，在金牛到贺胜桥的公路上，三中队长况公朴带着人玩起了“地雷战”，炸得日军运输车人仰马翻。
最解气的是1939年5月那场徐家桥伏击战，大汉奸柯有吉带着两百多号伪军，气势汹汹地来搞什么“维持会”，结果被王甦指挥的三个中队包了饺子。
汉奸柯有吉直接被打成了筛子，掉进水里喂了鱼。
这一仗打完，日本人第二天来报复都不敢过桥，只敢隔着河放几炮听个响，这就叫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但是吧，树大招风这道理哪朝哪代都一样。
梁湖大队这一壮大，日本人急眼了，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坐不住了。
1939年春天，国民党搞了个《限制异党活动规定》，第197师师长丁炳乾那眼神，恨不得把这支游击队生吞了。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那边居然找来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方步舟。
这人以前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后来叛变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对手，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方式和游击战术门儿清。
方步舟带着他的“第八纵队”，像条毒蛇一样缠上了梁湖大队，配合着日军扫荡，搞了个里应外合的包围圈。
到了1939年夏天，“平江惨案”一出，国民党顽固派算是彻底撕破脸了，直接下了密令：看见共产党搞游击，不用审，直接杀。
方步舟的部队直接把营地扎到了游击队眼皮子底下的南咀、北咀。
这时候再硬顶那就是送人头了。
为了保住这点革命的火种，上级党组织做出了一个特别痛苦但绝对明智的决定：化整为零，表面上接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辉武的“改编”，实际上赶紧跑路。
这其实就是个缓兵之计。
紧接着就是那场著名的“硬着陆”：大家把枪支拆散了埋进淤泥里，人员全部疏散。
况公朴的三中队在突围时候被打散了，王健民在回家的路上，本来以为安全了，结果栽在了熟人手里。
说起来也是让人唏嘘，那个出卖他的黄人杰，以前还跟他称兄道弟。
王健民牺牲的时候才35岁，真是可惜了这个人杰。
表面上看，到了1939年9月，梁湖抗日游击大队的历史算是画上了句号。
甚至连当时的档案里，都弥漫着一股失败的情绪。
但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视角往回看，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结局，而是一次极其高明的战略“潜伏”。
那几百个被“遣散”的战士，谁也没真的回家种地，而是带着复仇的火种，散落在鄂南的各个角落。
这一年的战火，早就把他们炼成了钢筋铁骨，只要一声号令，立马就能聚起来。
果然，这帮人没让人失望。
一年之后，当新四军的大旗再次插上鄂南大地的时候，那个当初带着人突围到江北的王甦又杀回来了。
那些埋在淤泥里的枪支被挖了出来，擦干净泥土依然能响；那些隐蔽在村里的战士重新集结，眼神比以前更狠了。
梁湖大队根本就没有死，它只是换了个马甲，以更强大的姿态重生了。
直到今天，在江夏跟鄂州交界的那些村子里，有些上了岁数的老人还能哼哼那首《梁湖游击队》的调子。
这段历史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看一支队伍行不行，别光看它一时的死活。
梁湖大队用一年的时间，在鄂南老百姓心里种下了抗日的根，这玩意儿，是任何屠刀和阴谋都挖不走的。
参考资料：
湖北省档案馆编，《鄂南抗日斗争史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共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鄂南抗战风云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那年王健民牺牲的地方，现在芦苇还是长得那么茂盛，风一吹，哗啦啦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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