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18日清晨，清华园的宿舍楼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留苏预备班学员谢飘推门而入，手里攥着刚收到的电报——苏方决定停止接收中国学生，名单上赫然包括他和好友林用三。屋里顿时安静下来，惋惜、不甘、迷茫在狭窄空间里滚动。
只有几分钟的沉默，谢飘已开始盘算出路。脑海最先浮现的，是儿时在延安窑洞里摸着他胡须的那位长者——陈赓。陈大将此时正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奔忙，却因连发心梗在北戴河休养。想到这层关系，谢飘心里一亮：若能进入哈军工，既能继续求学，又可助陈赓实现办学规划，一箭双雕。
说干就干。三天后，京山铁路的列车缓缓驶出丰台站，谢飘背着帆布包、揣着父亲谢觉哉写的两句话：“人要有主见，事要多准备。”车厢里闷热，他却异常清醒：延安旧事历历在目，陈赓在窑口举着煤油灯教孩子们唱《东方红》的情景特别鲜活。那是1944年暮春，他只有五岁。
北戴河疗养区的海风带着腥味和松脂味。谢飘先见到母亲王定国，随后才敲开陈赓的房门。门内药味浓重，陈赓披着灰色毛毯，脸色蜡黄，却依旧爽朗。他抬头看见来人，粗哑地笑道：“小飘，长这么高啦？”一句童年乳名，瞬间冲淡所有尴尬。
短暂寒暄后，谢飘脱口而出：“胡子爸爸，国家离不开你啊！我想去哈军工，帮您分担点事。”这句话既是真情，也是筹码。陈赓凝视良久，扶着桌角站起：“你愿意干，学校当然欢迎。”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房里只有一位护士在埋头记录，轻轻咳了一声算是见证。
翌日中午，谢觉哉赶来。父子久别重逢，话不多，只有一句提醒：“记住三思而后行，别让人说咱谢家占便宜。”陈赓当场批注入档，并托人电告哈军工驻京办准备接收手续。就这样，留苏梦破灭仅十日，一条新路便铺到眼前。
八月初，谢飘和林用三登上去往哈尔滨的“北黑专列”。穿越长城脚下时，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同车的学生多半兴奋，也有人愁眉不展。军号破晓，三个月魔鬼军训随即展开：正步、匍匐、刺杀、夜间急行军，每天体重都在往下掉。高粱米饭粗硬难咽，许多南方同学咬得牙疼。一次射击训练后，谢飘给父亲写信：牙龈流血，却觉得心里踏实。
9月26日，谢觉哉回信十二页，娓娓道来苦与甜的辩证关系，“把自己炼成钢”的比喻写得生动。信末一句“要经常找难的事情做”，给谢飘定下行事准绳。那封信被他折了又折，直至字迹磨损。
1961年春，全国调整巩固的基调日渐明朗。广州会议上陈毅的“脱帽加冕”讲话经新华社播发，引起哈军工学子热议。讨论会上，谢飘提出：“红与专不是对立，技术若不精，何谈保卫祖国？”意见犀利却不尖刻，得到多数赞同。事后，他把心得写进给父亲的长信，谢觉哉回批：“专深才能红透，记住别戴骄傲的帽子。”这句提醒，他此后一生谨守。
五年时光转瞬即逝。毕业典礼那天，松花江畔霜气凛冽。陈赓因病未至，发来短电：“青年才俊，当思国家长久。”不到十个月，大将与世长辞，年仅58岁。消息传到北京，谢飘整夜无眠，把自己关在宿舍抄写《陈赓同志遗嘱》；抄完，默默上交学校图书馆保存。
1966年前后，谢飘进入对外经济联络系统，从事进出口合同审核。周围有人调侃：“谢家有你父亲撑腰，升迁不难。”他却只说一句：“谢家不做官，制度好坏靠制度自己去检验。”语气平，态度硬。几年间，他跑遍沿海港口，翻译条款、核对舱单，每份文件都写上完成日期，生怕误工。
改革开放启动，1980年春天，他被调入国家对外经贸部。初到部长办公室时，放下手里唯一的木箱就去翻阅文件，整整两周不曾休息完整一晚。有人笑他“书呆子”，也有人说“难得的实干派”。1984年，他被派往意大利商务处，面对各色谈判对手，常常一句“Let’s stick to the contract.”就把气氛稳住，成了同行眼中的“冷面翻译”。
意大利岁月里，热那亚港曾出现一桩棘手华侨居留案。当事人正是同窗南新志。谢飘跑移民局、递材料、找律师，十多天连轴转。事情平息，却引来流言，指他“利用职务便利庇护私人”。经贸部调查后查无实据。胡耀邦批示“谢飘行为无过，可嘉”，风波才算止息。他本人只对同事说：“事情解决就好，不必翻旧账。”
谢觉哉早在1971年病逝，但那些年写给儿子的207封信，一直被谢飘带在身边。有一次海关例行检查，官员惊讶他行李里只有两件旧西装、一本辞典、一捆泛黄信纸。谢飘笑道：“这是导航图，丢不得。”
1990年后，国际经贸环境剧变，反倾销、技术壁垒层出不穷。谢飘主持谈判，靠着深厚专业功底和延安传下的“韧劲儿”，一次次扳回进口配额、降低征税比率。外媒称他为“中国谈判桌上的灰衣将军”。他听后摆摆手：“能成，是国家底气足。”
2000年退休，他婉拒多家外企高薪邀请，住进北京一处普通家属院，仍保持着起早读报、整理档案的习惯。访客问及最大财富，他指指墙上一张旧照片——1960年北戴河海边，两个青年站在陈赓身旁，风大，浪高，三个人都眯着眼却笑得畅快。
对他而言，一句“国家离不开你啊”，既是当年对胡子爸爸的真情呼喊，也成了后来鞭策自己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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