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燕：如何避免中国的“斩杀线” ？|alice|中国|张力|斩杀线|杨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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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斩杀线”这一游戏术语的跨界流行，尖锐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陷入系统性困境的残酷逻辑：一旦跌入某个经济或社会阈值，便可能触发一连串制度性后果，使人难以挣脱困境。既有讨论多聚焦于美国社会的经济脆弱性与社会保障缺失，而本文进一步指出，这背后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治理悖论——旨在维持秩序的社会管控系统，反而可能加剧个体的下滑与边缘化。

在美国，住房、司法与福利系统如何层层绞杀已陷入困境的个体，已有大量研究呈现；反观中国，依托户籍与土地制度，我们曾成功避免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形成。然而，随着城市化深入与经济增速放缓，新的脆弱群体正在浮现，社会治理体系同样面临“低容错”挑战。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近年来推动的“枫桥经验”多元调解、治安违法记录封存、个人信用重塑等政策，正尝试转向更具预防性与修复性的治理模式，旨在为个体提供缓冲带和第二次机会。

但这类政策也面临张力：公众的朴素正义观、“重刑主义”传统以及政策摇摆可能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磨损，都是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在制度上避免制造“系统性陷阱”，同时在价值层面凝聚社会共识，成为中国社会治理走向“善治”的关键平衡。

本文作者

杨海燕

IPP副研究员

最近热议的美国社会“斩杀线”问题，借用游戏话语非常形象的揭示了美国社会中的个体在系统性制度挤压下，坠入持续性贫困而难以翻身的残酷现实。

既有的很多讨论主要关注到美国被斩杀群体的经济脆弱性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两个问题，而本文认为美国社会的斩杀线问题直指现代国家的一个社会治理悖论：即系统性的社会管控措施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在美国的背景下体现为经济脆弱群体跌入一个经济阈值之后，便会被美国的各项社会管制系统进一步限制住，使得社会个体不仅难以摆脱困境，而且会越陷越深。

在我国的背景下，尽管依托独特的户籍与土地制度，建国以来我们得以有效规避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的形成，但是这一社会治理悖论依然隐含在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当中。尤其是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以及持续高经济增长态势的停滞，这一治理悖论极可能会大规模凸显和爆发，为我国的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转型的考验。

为应对此挑战，国家正积极探索以“枫桥经验”下的多元纠纷调解、“治安违法记录封存”以及“个人信用重塑”为代表的预防性、恢复性治理政策，旨在松绑结构性限制，为暂时陷入困境的个体提供缓冲带与重新开始的机会。

然而，文章也指出这些政策在推行中也面临公众对司法正义的朴素认知、长期“重刑主义”宣传惯性所带来的张力，乃至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等潜在考验。

“枫桥经验”本质上是一套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依靠群众、就地解决”为核心理念的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图为枫桥经验陈列馆内景。图源：新华社

美国的社会斩杀线：经济脆弱性与系统性惩罚的双重绞杀

“斩杀线”并非一个严谨的学术术语，其流行始于游戏术语的社会化转译，该词原为《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游戏中的战斗机制，指角色血量低于临界值（10%左右）时会被一击致命。2025年底，旅美博主“牢A”（斯奎奇大王）在B站的直播时用该概念来隐喻美国社会，个人或家庭一旦因疾病、失业、意外账单等冲击导致财务状况跌破某个“临界值”，就会触发一连串制度性后果（如信用受损、驱逐、难以就业），从而迅速从中产滑落至长期贫困甚至无家可归。

随着“牢A”直播内容的不断扩散和其账号的关注度日渐上升（一个月内B站粉丝量从5人涨到超50万），“牢A” 的留学生身份及其讲述的斩杀现象的普遍性尽管遭受到不少网友的质疑[1]，但美国社会的斩杀线还是激发了不少学术机构和官方媒体的关注与探讨。目前大部分的讨论将美国社会的“斩杀线”聚焦到美国部分群体的经济脆弱性和低社会保障两个方面。

斯奎奇大王的视频内容包括他所见到的美国社会底层现象——如流浪汉、因医疗债务和房租压力而一落千丈的案例等。图源：哔哩哔哩视频网

迈克尔·麦卡蒂（Micah McCartney）在美国的《新闻周刊》上发表的《America’s ‘Death line’ Gones Viral in China》一文，直指美国民众如今脆弱的财务状况和美国在医疗，住房等基本生存方面制度保障的不足，是导致美国民众容易被斩杀的原因。

其在文中指出，根据美国PNC银行2025年财务健康报告，大约67% 的美国劳动者处于paycheck-to-paycheck（靠下一张工资单活）的状态，“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通常指在发薪日之间难以覆盖基本开支、应急储蓄不足的状态；并不等同于贫困，但意味着对意外支出和收入波动极为敏感；而金融服务公司Bankrate在2025的一项调查发现，有59%的美国受访者表示无法承担1000美元的意外开支，从侧面印证了超一半美国民众群体存在的财务脆弱性[2]。

文章认为，多项美国金融机构的数据表明相当比例的美国人长期处于“月光”状态、缺乏应对小额突发支出的能力，这使得“斩杀线”并非情绪化渲染，而是有现实统计基础的社会现象。图源：新闻周刊

另外，美联储发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美国2024年近40%的成年人无法使用现金或者其它等价物，支付400美元的紧急开支[3]。被称之为ALICE 的群体应该是最为典型的人口，即资产有限（Asset Limited），收入有限（Income Constrained）,通过雇佣（Employed）获得工作的这些人员[4]，这部分人口尽管收入高于联邦贫困线，但却是经济不安全的家庭。因此，对于这些财务几乎接近崩溃的群体而言，很容易理解为何一场事故、一场疾病或一张账单就可能“斩杀”他们。

经济的脆弱性指出的是美国民众容易被斩杀的表层因素，有的学者指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式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所塑造的“低容错社会”。

在低容错社会中，国家多部门责任的缺位，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与公共治理失灵，持续转化为个体责任[5]。大量对美国穷人的研究显示，从斩杀线上掉落而下的个人，便会成为社会治理系统中的主要管控对象，一旦轻微“越轨”，便会遭受社会治理系统的层层绞杀，几乎难以翻身。

美联储2023年调研显示，约有27%的成年人会放弃某些医疗服务，而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人群中，这一比例超过40%。图源：法新社

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其著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6]中深刻揭示了，因美国次贷危机被斩杀掉入租房市场的那些人在住房市场、租赁法律、执法政策等系统性制度的绞杀下不断流动，不断往边缘地区迁移的过程。

比如，书中一位单身母亲阿琳，她大概一共被驱逐了5次，第一次是因为儿子惹到路人，导致路人将其房门踹烂，房东因此将她们一家三口驱逐出门；第二次是她租住的房屋被视为危房，被相关部门勒令搬迁；第三次被驱逐是因为她将仅有的现金用于去世姐妹的葬礼导致欠租而被房东驱逐；第四次被驱逐是因为她的朋友（接济她的合租人）举报楼上租户被男友家暴，导致她们租住的房屋被政府相关部门视为妨害设施并要求房东整改，房东进而将她们进行了驱逐；第五次她甚至还没搬入新找到的房子就被房东给单方面违约，原因在于她带着孩子一起生活，而孩子不仅会影响邻居生活，更有可能引来警察，儿童福利保障等部门的人。

因此，带孩子的租客是深受租房市场歧视的。在住房市场被驱逐的连锁反应将是：财产损失、搬迁成本、信用破产以及福利减少和惩罚。而在另一个低价居住空间里（拖车营），拖车营的老板为了不让市议政厅关闭拖车营，选择将那些欠租，收入不稳定的人强制驱逐作为整改方案来获得继续经营的许可。

被驱逐不仅强化了这些个体的经济脆弱性，而且增加了他们寻得新的安生之处的难度，因为是否有被驱逐记录是房东寻找租客的关键标准之一。多次被驱逐的个体一般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他们会从租房市场逐渐沦落到收容所，最后的归处便是流浪街头，从而更难获得稳定工作和回归社会的机会。

以拖车或活动房屋为主要居住形式、集中停放并长期居住的低成本住宅社区，住户通常拥有或租住一辆可移动房屋（拖车屋、活动房），但土地多为租用，按月向营地业主缴“地租”。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在另一篇文章中，艾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 对美国费城一个黑人贫困社区的研究发现，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触角深入到贫困的黑人社区，从根本上重塑了贫困黑人社区内部的微观社会生态[7]。

她的研究发现，在这个社区中，许多青年男性均处于因轻微违规行为，如未支付法庭费用、违反宵禁、未出庭等而被通缉的状态。而执法部门高渗透性的监控和执法举动（警察不仅追捕重罪嫌犯，更常态化地对社区进行管控，通过查询数据库来检查人们是否有未执行的逮捕令）迫使这些男性陷入在逃的的困局当中。

这样的状态不仅让他们对公共机构避之不及，而且也不敢寻找正式的工作，甚至遇到侵害时也不敢报警求助或者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一套执法监控系统使他们完全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与保障体系之外。

此外，福雷斯特.斯图尔特在《贫穷有罪？洛杉矶贫民区的治安与日常生活》[8]这本书中，揭示了美国贫民区中高密度的执法举动与贫困治理之间的关系。他用“治疗性警务”这一概念揭示了警察对贫民区民众的逮捕与轻罪行为（在人行道上坐卧，不按规则横穿马路）的处罚，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是为了治理穷人。因轻罪被处罚的个体，若他们选择进入收容所参加社会矫正项目便可免除拘禁。

作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贫困治理理念并不将贫穷视为是一种经济状况，而是一种类似于上瘾或者依赖的准医学症状。治疗性警务的目标就是辅助社会庇护组织将居民改造成具备生产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而频繁被拦截与逮捕，导致贫民区的居民失去本就不安稳的工作和住所。

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条高速公路下的露营地，警察在一旁等待，无家可归者正在收拾行李。图源：AP

这三份研究极具代表地揭示了在美国的背景下，一旦社会个体陷入到某种不稳定的状态里，他们是如何被不同的社会管制系统给层层“斩杀”直至毫无翻身的余地的，而这个过程正揭示“美国的社会管制本身却在制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和穷人”这一悖论。

从美国社会“斩杀线”到中国社会治理新阶段的警醒

反观中国，得益于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历史性调控，以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农民提供的“最后退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的出现。

一方面，过去我国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门槛是以工作为依据的，农村人口想流动到城市的前提是找到了城里稳定的工作。所以，过去城市户籍的人口几乎没有大规模贫困问题。

另一方面，即使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放开了。流动到城里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失业之后还可以回到农村。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确保流动人口有地种，有房住，不至于成为滞留在城市的贫困人口，形成城市贫民窟的问题。

然而，时移世易。快速城市化、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经济增速的调整和放缓，使得中国同样面临着制度性“斩杀线”形成的隐忧。这条“斩杀线”的具体形态或许与美国不同，但其本质同样是个体或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以及系统性制度环境对个人发展的低容错空间的塑造两个方面。

首先，未来中国极有可能形成自己的ALICE群体，他们主要由三个部分的人口构成。

第一是城市二代的隐性贫困群体。早期城市户籍人口的后代中，有一部分在劳动力市场上长期缺乏稳定就业岗位。作为城市化的“遗产”，他们承受着代际累积的结构性压力：父辈曾凭努力在城市站稳脚跟，而他们自身却因教育程度与技能结构的限制，在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

笔者在调研中接触到一位极具代表性的80后男性：其父为县城小学教师，其母无正式工作，早年一家三口凭父亲工资尚能维持体面生活。他本人仅有大专学历、工作不稳，婚后一度依赖父亲的退休金补贴家用；父亲去世后，房贷与育儿成本叠加，使其家庭财务濒临崩溃。其妻感叹：“肉都吃不起在这个年代应该很少见，但在我们家，吃肉就是件奢侈的事。”这一群体既缺乏农村的退路，又难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同时面临高企的住房与育儿成本，抗风险能力极为脆弱。正如其父亲的离世所显示的，任何一次失业或一场大病，都可能将他们推入“斩杀线”。

第二是因城市扩张而失去土地的“无地农民”。征地补偿虽在短期内为其带来大量的现金收入，显著改善了住房条件，但很多研究发现，许多失地农民在经历集中消费（如购置房产、车辆）或尝试自主经营（如开设店铺）后，常因缺乏市场经验与长远规划陷入坐吃山空困境。

更关键的是，他们彻底丧失了作为最后兜底保障的土地这一生计资源，完全依赖城市就业市场维生。当补偿金消耗殆尽，自身又因年龄增长、技能不足在劳动力市场中逐渐失去竞争力时，他们便陷入"进城后难扎根，失地后难回头"的双重窘境，成为潜在的城市新贫困群体。尽管江苏等部分省份尝试以养老补贴取代现金发放作为失地农民的长效保障措施，但其可持续性仍面临现实挑战。

在城市扩张、农业弱化和人口流动的共同作用下，失地农民、弱地农民和半无地化农民正在扩大，土地的“社会兜底”功能正面临持续消耗。

第三是心态彻底城市化且无意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典型的“回不去的农村一代”。与父辈“候鸟式”的城乡迁徙不同，他们成长于城市环境，既缺乏对农村生活的情感认同，也不具备传统农耕技能。即便这部分群体在农村仍保留宅基地和耕地，但其主观意愿已明确转向永久性留城。

然而，受限于户籍制度、教育资源等结构性壁垒，他们大多被困于低端、不稳定的服务业或制造业岗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斩杀线”的威胁尤为严峻：一旦失业，他们既无法像父辈那样退回农村寻求生计保障，又难以在城市获得体面的生活条件，最终可能沦为城市边缘的“悬浮”群体：既丧失经济基础的支撑，又缺失社会归属感的依托。

NHK《三和人才市场》纪录片剧照。“三和”最初是深圳龙华的一个零工聚集地。这里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者，他们靠日结工、短期零活维持生计，逐渐形成一种被媒体与网络总结出来的群体形象——“三和群体”

这三类人口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ALICE群体在将来涌现，标志着传统的、以户籍和土地为依托的稳定结构正在松动，系统性、结构性的风险将会积聚。如果应对不当，将不仅是个体和家庭极易被斩杀，更是对社会整体韧性的考验。

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正在进入“轻罪”和“微罪”治理的时代。比如，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严重的暴力犯罪从1999年16.2万人下降至2023年6.1万人，而轻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的案件却在大规模增加，占比从1999年的54.4%上升至2023年的82.3%[9]。

此外，治安违法类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有权威数据显示，2019-2023年，我国查处治安案件4035万起，年均807万起[10]。在更微观层面，笔者观察到，西部地区某自然村42户人家，近20年几乎户户有违法记录。面对轻微罪不断上升和增加的社会现实，如果继续以传统的有罪必罚的社会治理理念处之，那么我国的司法系统也会成为制度性的斩杀机制。

然而，特别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多方面的社会治理转型都显示了在尽力避免制度性斩杀社会的形成。除了低保，防止大规模返贫等通常意义上的贫困治理制度和机制以外，我国正积极构建为了预防因低容错而导致的社会斩杀现象的防护网。这一防护网络的搭建促使我国社会治理范式从过去偏重事后惩戒的“管控型”治理，逐步转向强调事前预防、事中调解、注重修复的“赋能型”治理。

比如，近些年在大力推广的“枫桥经验”与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发轫于浙江枫桥的“枫桥经验”致力于从源头上减少“事实”的发生。其核心是“发动和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在新时代，这一经验被提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发展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多部门联动的“早发现、全干预、勤调处”的多元解纷体系。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将大量民间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其巨大效能在于：一方面，极大缓解了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避免了大量民众因对簿公堂而获得“违法犯罪记录”。一份记录可能就是压垮一个脆弱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调解成功，意味着没有记录，没有后续的就业歧视，个体得以保持其社会资本和上升通道的完整性。这是最经济、也是最人道的“防斩杀”前置措施。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魏廉村老党员魏杏根（中）在枫桥经验陈列馆的亭子内和年轻党员分享当年运用“枫桥经验”化解基层矛盾的故事。图源：新华社

另外，也是近期广泛引起热议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这一举措，为轻微失足者打开“重生之门”。如果说多元纠纷调解机制致力于从源头上减少“事实”的发生，那么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是针对“既成事实”的修复。这些记录如同“道德污点”，使当事人在就业、社会评价上遭受歧视，甚至“自我放逐”，选择“窝”在家里，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资产。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政策，本质上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它承认，对于大量轻微违法行为，永久性的惩罚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比如劳动力流失、家庭破裂、潜在犯罪，可能远大于其惩戒效益。封存记录，旨在打破“违法—歧视—更难就业—再次违法”的恶性循环，给予轻微违法者一个“擦除过去、重新开始”的机会，防止他们因一次失足而彻底被推离社会正常轨道，坠入“斩杀线”以下。

第三，是央行刚发布的个人信用重塑机制。在现代信用社会，个人征信记录堪比“经济身份证”。一旦有严重污点，贷款、出行、求职乃至子女教育都会受限，使人寸步难行。

12月22日，央行发布通知，规定了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1万元，在2026年3月31日前足额还清的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这一政策旨在为那些非因恶意而是因临时困难，如疾病、失业，导致信用违约的人，提供一个修复信用的途径。它承认人可能会遭遇逆境，但社会应给予改过自新、重建信用的机会。这与治安违法记录封存的逻辑一脉相承，都是试图松绑那些过于刚性、一旦形成便难以移除的结构性限制，为个体提供一条逃离制度性“斩杀”的路径。

中国人民银行在去年12月22日发布关于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关安排的通知，明确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符合条件的个人逾期信息作不予展示处理。

这一系列政策共同勾勒出中国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的路线图：从事后惩罚转向事前预防与事中修复，努力软化各类制度性壁垒，为处于风险边缘的个体和家庭提供更多的缓冲空间和二次机会，旨在从系统层面降低社会个体跌入“斩杀线”的风险。

在平衡木上践行中国式社会治理的善治之道

然而，任何深刻的治理转型都必然伴随阵痛与张力，正如行走在一根高难度的平衡木上。一端是防止系统性结构风险制造出庞大的、无法翻身的底层群体，即防范“中国式斩杀线”的形成；另一端是在推动治理范式现代化、人性化的同时，妥善化解其与传统观念和既有政策的张力，维护政府的公信力。上述旨在“松绑”的预防性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已经遇到了公众接受度与政府公信力损失的风险。

首先是民众“朴素正义观”和“重刑主义”宣传惯性的冲突。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报应正义观念影响，且过去的法治宣传多强调有罪必罚的理念。这使得“犯错受罚”成为民众根深蒂固的共识。国家层面推行“违法记录记录封存”、“信用重塑”，在部分民众看来，无异于“为违法者开脱”、“搞法外开恩”。尽管官方解释“封存不等于消除”，但公众更直观的感受是“污点被掩盖了”。这种政策意图与公众普遍认知之间的错位，直接挑战了民众秉持的“犯错就要受到处罚”的朴素正义观。

其次是“政策摇摆”对政府公信力的潜在侵蚀。无论是治安违法记录封存还是个人信用重塑，都面临政策前后不一致带来的公信力损害风险。很多民众大多数时候只能感受到的是过去强调“零容忍”、“严厉打击”，现在转向“封存”、“重塑”，即使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也容易让民众产生“政府政策左右摇摆”、“尺度不一”的观感。这种观感若不能通过有效沟通加以疏解，会削弱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甚至让民众产生“政府不再可信”的误解。

总之，我国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低保与防返贫等社会保障措施，可以在一定周期内兜住经济脆弱群体，确保他们不会被动成为流浪汉，而“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枫桥经验”、“个人信用重塑”这些政策措施，标志着中国正在积极探索一条更具韧性、更富前瞻性的社会治理之路。

它们不再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个人，而是审视制度环境是否在无形中设置了过多的“陷阱”，并将更多人推入困境。这种从“管控人”到“优化制度环境”的思路转变，是以人为本的善治的重要内涵。

然而，良好的政策意图需要稳固的社会共识来支撑。未来在制定类似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通过更充分的公共讨论和更精准的政策沟通，将“恢复性司法”、“赋能型治理”的理念转化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共识，从而为这些必要的治理转型扫清认知障碍，夯实信任基础。这条探索之路，关乎效率，更关乎公平与正义，考验着我国社会治理的智慧与艺术。

*参考资料：

[1] 详见《下午察：美国斩杀线，中国赢麻了?》，联合早报中文网，2025年12月26日。

[2] 陈思佳：《美媒也坐不住了：“斩杀线”存在，但仍在被抬高》，观察者网，2025年12月27日。

[3]《一条“斩杀线”，击碎“美国梦”》，中国新闻网，2025年12月28日。

[4] 刘远举：《“斩杀线”是美国中产陷阱吗？》，FT中文网，2025年12月30日。

[5] 王聪悦：《“斩杀线”揭开美国低容错的残酷》，环球时报，第6707期，2025年12月29日。

[6] [美]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胡䜣谆、郑焕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相关的研究可详见于：（1）Desmond, M. (2012).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1), 88–133；（2）Desmond, M., & Travis, A. (2018).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urvival strategies among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5), 869–896.

[7] Goffman, A. (2014). On the run: Wanted men in a Philadelphia ghetto.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2), 339–367.

[8] 福雷斯特.斯图尔特：《贫穷有罪？洛杉矶贫民区的治安与日常生活》，郑昕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相关研究还可见：Kohler-Hausmann, I. (2013). Misdemeanor justice: Control without convi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2), 351–393.

[9] 吴宏耀，吴琼：《加快构建轻重有别的轻罪治理体系》，检察日报-理论版，2024年3月28日。

[10] 赵宏：《治安违法记录封存的制度建构与具体展开》，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第75-126页.

本文作者：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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