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的淮河以北已是寒风刺骨。盐城建湖县公交站旁的小旅馆里,章含之把厚呢大衣裹得严严实实,手里却始终抱着那个几乎没离身的黑檀木盒。盒内,乔冠华的骨灰已经静候了十五个月。她此行只想完成丈夫“落叶归根”的嘱托,可等来的却是一场意外的冷场。

宴请安排在盐阜宾馆。桌面摆的是地道风味——蟹黄汤包、清炖甲鱼、酥鸭。可出席的却都是退休老干部。县里几位主政者借口“临时有会”未到。章含之心里明白,再热情的话语都无济于事,她索性沉默。三天后,木盒重新被放进行李箱,车门紧闭,盐城的风挡在了玻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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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和盐城的情感并非外人能懂。1930年的亭湖中学,他一次又一次地带头抵制旧式校规,两度被开除,也是在这片平原上,他写下第一篇笔名“乔木”的评论。从这里南下,从这里出国,从这里走进延安,最终坐到联合国大会主席台前。家乡,于他不只是出生地,更是初心所在。

然而现实并不浪漫。改革开放初期,各地财政紧张,如何对待“名人墓葬”没人有经验,政治考量与经济压力交织,盐城显得谨慎。章含之没有责怪,她明白地方顾虑,只是替丈夫遗愿难平。

翌年正月,苏州的朋友李颢写来一封信,短短一句话:“太湖春水已生,洞庭梅花欲放。”章含之心头一动。2月12日,她坐火车到苏州北站,转车到吴县县委。书记管正听完来意,当即拍板,“盐城不要我们要!洞庭山随便挑。”说完,又补上一句,“乔部长的事,就是吴县的事。”语速很快,却掷地有声。

一句豪气让章含之落泪。17日清晨,她乘船绕太湖一圈,在东山南坡一处面水背山的小丘停步。这里松涛声声,风送茶香。午后,两名殡仪师抬着骨灰盒,随同数十枝白菊,一锹一锹地覆土。乔冠华第二次“归家”,地点虽改,气度未减。

关于这位第四任外交部长,人们记得的是1971年11月15日那声大笑。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议案时,他昂首而立,爽朗笑声响彻会场,镜头定格,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经典瞬间。可笑声背后,他对故土的深情始终未歇。章含之常说:“冠华话不多,但一提盐城就停不下来。”

时间推到1990年代末。国内旅游开发兴起,红色资源备受关注。盐城方面开始频繁和苏州沟通,诚意十足,提出以“二乔”——胡乔木与乔冠华命名一条主干道,甚至规划纪念园区。几番函电往返,江苏省政协牵头调解。最后的方案是“双址并存”——苏州保留原墓,盐城迎回遗骨,碑上注明迁葬年月。2001年秋,乔冠华终于回到建湖县草堰口镇老屋后的小林地。这一次,没有波折,只有鞭炮与青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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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灵魂归位”后,又冒出新问题。建湖县政府希望把配偶也合葬,本意是成全一家团聚,但乔冠华早年的爱人龚澎已于1970年安葬北京八宝山,章含之后又打算和父亲章士钊葬于上海福寿园。子女多方商量,最终决定在建湖故居旁建“衣冠冢”。冢中藏的是乔冠华生前用过的钢笔、眼镜,一张与周总理合影,和几页黄旧笔记。形式虽简陋,却寄托骨肉亲情。

2003年,福寿园主动伸出橄榄枝。园区里同眠的史学家、实业家、电影明星各有其传,管理方认为乔冠华“不该缺席”。出于年事已高、扫墓不便,以及落叶同根的考虑,章含之应允。于是,在上海松江的青松之间,一尊铜像、一道石径,又成了“第四处归宿”。

四地安葬看似离奇,实际上折射了那个时代地方与中央、情感与现实的多重协调。盐城的犹豫、苏州的慷慨、建湖的执念、上海的包容,层层对应着社会转型下的文化心理。有人调侃:“乔部长四处有家。”细细想来,这恰好与他外交生涯的轨迹暗合——他的一生,脚步遍布五洲,灵位最终也留下了四座纪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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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时间线,会发现矛盾并非出于谁对谁错,而是呈现出不同历史节点的心态差异:八十年代初,求稳为主;九十年代,文化品牌渐被重视;二十一世纪后,“名人效应”与公共记忆结合。每一次迁移,都让人们重新认识乔冠华,也让当地社会重新审视自身。

有人好奇,为何章含之没选择单一地点。她曾在洒满夕阳的苏州墓前轻声说,“让他看水、看山、看世界。”寥寥数语,道尽了不舍与豁达。若把这句话放大来看,也像极了外交家的处世哲学——地域可以有边界,情感不设藩篱。

今天,盐城市区的冠华路车流不息,苏州东山的松涛依旧,建湖故居逐渐成为学生研学点,上海福寿园的铜像被修剪得一尘不染。四处墓地各有守护人,各有祭扫者。乔冠华的笑声仍在照片里回荡,他的人生轨迹以另一种方式延伸:不止于山海,更超越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