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的北京进入深秋，落叶铺满八宝山公墓的石阶。乔冠华的灵堂里，青白花圈挤得满满当当，一位身着深灰色风衣、胸佩白菊的中年女外交官悄然步入，她就是陈毅元帅之女丛军。看到她的那一刻，守在灵柩旁的章含之再也绷不住，失声恸哭。周遭人们或许不明真相，可在场的老外交官们心里都明白，两代人交织的友情与愧疚，在这一刻全部涌上了遗孀的心头。
顺着丛军的出现，许多人不自觉地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万隆会议。那时的乔冠华身形挺拔，笔挺的中山装里藏着无尽锋芒，他跟随周总理谈笑风生，在世界面前写下中国人“能言善辩，也能明理”的生动注脚。再往前推，1942年，正是周恩来把在香港写社论的“乔木”召到重庆，第一次见面就称赞他“胸有丘壑”。“年轻人，要多观察世界，也要多读书。”周总理拍拍他的肩膀。乔冠华当即答道：“愿随您左右，学习为国发声。”短短两句话，听来平实，却为此后四十年的外交生涯定下基调。
抗战岁月里，他和龚澎一道，在渝市的昏黄灯火下赶稿，赤诚相守，也共挑重担。夫妻俩一头连着军情，一头连着新闻，向外界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更替延安收集海外舆情。毛泽东读到他们的文章，说那“抵得过两个坦克师”，分量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第一批进入外交部。乔冠华善长桌上外交，而龚澎则在文件翻译、礼宾安排里游刃有余。佳偶天成，一时传为佳话。
1950年冬，他们随伍修权踏入纽约联合国大厅。那是中华民族新面孔的首次亮相，世界媒体的镁光灯争相闪动。第二年，乔冠华又赴板门店与美国人据理力争，惊心动魄的谈判桌上，他一口流利英语直击要害，让对手吃尽苦头。外交部内部流传一句戏言：“乔冠华上场，能把冷冰冰的文件说出硝烟味。”
而他真正的高光时刻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紧跟着，北京电话铃声大作。“马上就去。”毛主席的指令掷地有声；紧接着一句：“让乔老爷当团长。”周总理当即同意。乔冠华接令，仅用几夜便写就演讲稿。一行字犹如出鞘宝剑，锋芒毕露，却又分寸得体。11月15日，他昂首走进联合国大会，会场内57国代表先后致辞欢迎。轮到他发言时，灯光打在灰发银边眼镜上，随口一句“世界应该听听中国的声音”，掌声持续了整整三分钟。
这样的峥嵘岁月，在1970年代后却被时代洪流暂时掩埋。激烈的政治批判中，他被迫写检讨，甚至参加了对恩师周总理的批判会。那是他心底最难启齿的阴影。1976年，他接受专案组调查，结论公布后虽得以“保留党籍”，但外交生涯已成过去。随后调任对外友协担任顾问，办公室的墙上，仍挂着当年联合国讲台上的照片，目光骄傲，仿佛凝固。
1970年，旧友龚澎骤然病逝，乔冠华的世界塌掉一角。两年后，他与翻译官章含之相识相恋，婚礼简朴，宾客寥寥，却因身份倍受猜疑。多年后回首，章含之曾说：“爱情不可悔。”可命运只给了他们十余年光阴。1982年，胃癌开始蔓延，乔冠华的骨节和书桌一样瘦削。他担心拖累妻子，“我娶你是不是错了？”一句低语，惹得章含之红了眼眶。日常服侍、深夜擦背、默诵英文稿件陪他复习外语——这段情感被写在病房的白帆布帷幕后，也留在好友的回忆中。
时间回到葬礼。丛军代表兄长陈昊苏前来吊唁。陈家与乔家渊源深厚。1960年代初，陈毅外长不止一次夸赞乔冠华“舌头就是大炮”。那时，他们并肩在外交部挑大梁；那时，万隆会议休息间隙，陈毅拉着年轻的乔冠华去吃榴莲，秦城花果香至今仍萦绕在许多人回忆里。没想到转眼人事全非，陈老总长眠七宝山，乔冠华殁于癌症，两家晚辈隔着灵柩相对致礼；旧日同袍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致意，怎能不让章含之泪崩？
有好几位记者赶来采访，却被外交部的老同志劝住：让逝者安静。乔冠华留下的，不仅仅是六尺身躯，而是无数档案袋里的谈判手稿、无声胶片里的微笑、以及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到的一个又一个发言权。更别忘了，他从未停止过对外宣传。“不斗气，不逞强，要把咱的理讲透。”他曾对刚入行的年轻人这么说，指尖轻敲桌面，仿佛还在模拟谈判节奏。
从1942年初识周恩来，到1983年病逝，他的脚印遍布重庆、延安、莫斯科、日内瓦、万隆、纽约。中国外交的险滩与激流，他趟了一半以上。也许有人记得他在国际讲坛上的风度，有人记得他在运动风暴中低头的尴尬，还有人记得他深夜灯下的幽默笑谈。可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乔冠华更像潜流，涌动而不炫耀，只在关键时刻托举一朵浪花。
葬礼散场后，落日斜照，行人渐去。章含之擦去泪痕，在灵前轻抚那张略显旧色的照片。相框里，乔冠华眉眼含笑，似在安慰：外交场上虽无终场哨，人却有尽头，而情谊不朽。护灵的卫士记得，她站了许久，才慢慢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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