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17日清晨，北京医院的手术区一片安静，窗外还带着春寒。推车停在走廊尽头，年满74岁的陈云被护工轻轻扶下。他换好病号服后，从枕边抽出一张半折的便笺，递给秘书。没有寒暄，只留下寥寥一句：“一定送到耀邦同志手上。”字迹遒劲，却透出不安。
短短几十个字，为一桩尘封二十余年的冤案而写。纸条里提到的，是早在1943年就名动隐蔽战线的潘汉年。手术只是胆囊摘除，风险不算高，可陈云宁愿做最坏的打算——一旦自己躺下再也醒不过来，潘汉年的最后一道证明就此中断。
时间拨回到1939年冬，炮火外的上海仍旧霓虹闪烁。陈云与潘汉年第一次并肩执行秘密交通任务，那次两人只带了一封密码电报和一把旧勃朗宁手枪。往返途中，陈云见识到潘汉年的谨慎：街口有人尾随，他能在三秒内换一顶呢帽，瞬间消失在弄堂深处。正是这种本领，让陈云对他信任至深。
抗战结束后，潘汉年被派去策应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任务完成得漂亮。1949年1月，毛主席亲自发电祝贺。当时没人会想到，六年后，“叛徒”两个字忽然压在潘汉年头顶，且一压就是二十七年。
1955年的党代会上，高岗事件余波犹在。会场气氛比初春更冷。潘汉年听到“历史问题必须彻底交代”时眉角抽动，他想起1943年在日伪控制区曾短暂与汪精卫碰面的尴尬细节。那是一次任务需要的试探，却未按规定事后书面报告。正是这处“漏网”后来被放大成投敌铁证。
材料送到中南海的同时，陈云身在东北检查工业恢复。等他回到北京，潘汉年已被秘密隔离。由于案件涉及隐蔽战线机密，大多数档案对办案人员也封闭。陈云曾向公安口打探，却只得到一句“正在复核，情况复杂”。
1963年春天，审查结果公布：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随即劳改。那年陈云因病休养，听完通报后沉默良久，只说了四个字：“再核一遍。”然而形势不容转圜，结论就此生效。
1966年风雨骤起。专案组重启，罪名升级为“内奸”。罗列的“证据”里连所谓“密电呼号”都是伪造，陈云看后摇头：“凭空造案，荒唐！”但当时他已被排挤在决策圈之外，鞭长莫及。
1976年4月26日，长沙湘雅医院。被反复审讯、积劳成疾的潘汉年弥留之际，还悄声叮嘱护士：“别为我争辩，留给后人讲真话吧。”半年后火化，因为无罪未定，墓碑只能刻假名“萧叔安”。消息传到北京，陈云胸口一闷，半晌才吐出一句：“他走了，就剩我一个人知道细节。”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陈云复出。借主管中纪委之便，他着手复查多起历史遗案。潘汉年案排在第一位。遗憾的是，康生已于1975年去世，王明远在苏联疗养，能还原内幕的人几乎不剩。陈云在办公室细读老友李克农1955年的那份报告——五条反证写得铿锵，“与日伪无任何组织性、政策性合作”一句尤其扎眼。他合上档案，吩咐：“照报告所列，再找在沪地下工作人员核实。”
调查几乎是逆流而上。当时“两个凡是”思潮尚未退潮，涉及重大原始批示，很多部门顾虑重重。为求准确，陈云甚至给老战友张文彬去了私信：“当年谁负责情报加密？报务记录是否还在？”这些询问依旧停留地下，避免过早惊动外界。
4月的手术让局面陡添变数。陈云考虑再三，写下那张纸条。纸上除说明自己是最后活口证人外，还建议成立专门复查小组，并直接点名胡耀邦担任负责人。陈云深知，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平反冤假错案动作快、魄力足，将档案交到他手里最稳妥。
“陈老，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麻醉前，主刀医生低声问。陈云缓缓合眼：“把纸条送出去，我就放心了。”这一问一答，后来在医院值班记录里留下只言片语。手术顺利，纸条同日送达，中组部随即抽人秘密赴上海、香港、长沙三地补证。
1980年底，公安部整理的最终卷宗铺满陈云办公室长桌。院墙冷风吹动卷宗纸角，陈云戴上老花镜，逐页核对。所有证人证词、无线电比对、汪伪档案交叉后，原先的“通敌”指控漏洞百出。最关键一点：潘汉年与汪精卫接触当时，组织批准其搜集日伪内部军事情报，且另有两名联络员在场。文件上白纸黑字，终结多年争议。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确认潘汉年案属于完全错误。与此同时，恢复其党籍、职级，抚恤家属，并在八宝山革烈士墙题名。那份文件，中发〔1982〕8号，一口气发往省、市、军队各大单位，措辞简洁，却份量沉重。
9月初，陈云选了个多云的午后，前去八宝山凭吊。他没有鲜花，只带了那张已经被折得起毛边的手术纸条。临行前，他递给随行干部：“存档，不再提。”纸条被放进中纪委金属柜的深处，连同卷宗，一同封存。两年后，陈云在一次谈及隐蔽战线的内部座谈会上感慨：“地下工作者最大的奖赏，不是勋章，而是被历史说句公道话。”一句平实，却让在座许多人红了眼眶。
1982年文件的落款日期，如今仍能在中央档案馆查到。编号、签字、骑缝章，样样齐全。它不只为一个人的清白盖戳，也提醒后来者：任何结论，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审视和事实的推敲。
中纪委资料室灯光昏黄，那份文件静静放在柜子中央。潘汉年沉冤得雪，陈云终了心愿，往事虽远，纸墨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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