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下来就是上海人，却一辈子没在上海活过一天。这不是玩笑，而是上海在江苏和安徽“飞地”里数万居民的日常。他们手持310开头的上海身份证，子女享受上海高考录取名额，退休拿上海标准的养老金，但每天早上推开窗，看到的却是江苏盐城的稻田或安徽宣城的山峦。
上海拥有整整11块这样的“飞地”，数量占全国省级飞地总数的三分之一，是第二名北京的五六倍。 这些散落在外的“领土”，构成了中国城市地理中最奇特的景观。
所谓“飞地”，就是一块土地，它的行政管辖权和它的地理位置是彻底分离的，完全被其他省级行政区包围。 上海之所以成为“飞地之王”，根源在于它极度撕裂的过去：庞大的城市人口和极度匮乏的土地资源。 1949年，超过500万人挤在仅仅约500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里，连吃饭都成问题。 为了活下去，上海必须把目光投向远方。
第一块飞地诞生于1950年的江苏大丰。 那时的上海，粮食供应命悬一线。 于是，盐城划出了20万亩荒地，成了上海的“北大荒”。 这仅仅是个开始。 为了解决犯人改造和知青安置问题，上海在安徽宣城开辟了白茅岭农场和军天湖农场。 即便在1958年上海面积奇迹般扩张十倍后，这种寻找“外挂”的行为也没有停止。 工业血液——钢铁和煤炭，同样需要保障。 于是，南京的梅山炼铁基地和徐州的大屯煤矿，先后划入上海麾下。 最特别的当属洋山深水港，它位于浙江舟山的群岛中，上海通过跨海大桥连接，并以租赁方式运营，用以弥补上海缺乏深水港的致命短板。
这些飞地根据功能，清晰地分成了几大类。 农业飞地是上海的“生命线”，尤其是大丰农场。 那里年产粮食超20万吨，占了上海粮食最低保供量的20%；出栏生猪90万头，占比40%；年产鲜奶13万吨，占比50%。 可以说，上海人每喝五杯牛奶，就有两杯来自这片江苏土地。 矫正飞地则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白茅岭和军天湖如今已是现代化的监狱。 工业飞地如梅山基地，曾为上海的钢铁巨人源源不断输送原料。
飞地里的生活，是一种身份与空间的长期错位。 居民享受上海完整的户籍福利，尤其是高考优势，这对周边的江苏、安徽居民形成了巨大的“政策洼地”。 在安徽黄山的黄山茶林场，上海移民带来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小上海”文化圈，上海话和上海商品曾是当地的时尚标志。 数十万上海知青曾在这里挥洒青春，他们的存在，让这些飞地成了连接上海与当地的情感与经济的双重纽带。
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飞地的原始使命逐渐褪色。 它们没有消失，而是开始了艰难而多样的转型。 大丰农场、白茅岭农场等被整体划归上海光明食品集团，进行企业化运作。 大丰的“种养循环”模式，将牧场粪污变为沼气发电和有机肥，打造出现代农业闭环。
黄山茶林场则依托黄山旅游资源，转型开发旅游度假区，成了4A级景区。 更重要的转变在于区域合作，盐城正大力推进“上海总部+大丰基地”的产业联动模式，2024年就承接了来自上海方向的数百个产业转移项目，协议投资额惊人。
然而，这种持续数十年的特殊安排，在今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深度重塑的背景下，其内在逻辑正在经受拷问。 当资源配置早已全国市场化，这些因历史特殊性而存在的“政策孤岛”，其未来是继续作为上海的功能延伸，还是应逐步融入当地，实现真正的行政区划与治理统一？ 飞地上的下一代，他们认同的究竟是户口本上的“上海”，还是脚下这片实实在在的、被外省环绕的土地？ 这个问题，恐怕连他们自己也难以轻易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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