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不负 乡情入骨
——王友良散文集《心旅札记》序
韦定广
最早认识王友良并读其文字，是40年前的事情，那时他还是一名头脑中整天想着高考的文青少年；文章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明显带有中学生难免的稚气与单纯。然而，他却真的是喜欢写作、热爱写作。在那时我就隐隐感觉到：写作似乎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兴趣和使命。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市、县中学生作文比赛并获各种奖项，是他当时所能够取得的重要“成就”；而后顺利通过高考进入苏州大学中文系，自然是心想事成、如鱼得水……
他进入大学后，在差不多近30年的时间段里，虽然我在上海他在苏州，距离很近但由于都在为自己的“生计”问题操心劳碌，几乎断了联系。在我，最多心深人静时或有他中学同学来访的谈话间隙，偶尔会想到他：不知最后怎么样了？除了老乡、师生关系，或许由于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与梦想，对于那些喜欢写作并且有这方面才华的学子们，内心深处总是多几分偏爱、关注与期待。
最近10年，本人退休后多在苏州乡间居住，时有昔日朋友或学生来访，不断从他们口中得知王友良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先是留校、后做记者，再后来更多地在苏州从事地方行政工作……几年前有机会互加微信，终于又续上了断了几十年的联系，知道他工作之余更多地从事书法研究与创作，并且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2021年冬季某日，他将一些书法作品发给我品鉴。他的草书字体及其典雅风格深得我的喜爱，于是下功夫为之写了一篇评介文章《藏巧于拙，雅秀超俗——谈王友良及其书法》，刊载于《中国艺术报》2021年12月10日。但赞赏之余，又不免暗暗为之惋惜和遗憾：怎么将写作丢掉了呢？这才真正是你特长或天赋所在啊？
不曾想到最近一天的深夜，他突然通过微信给我传来一部文集，并嘱我写篇序。粗粗展读便心生喜欢，于是写序的事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的这部《心旅札记》属于散文类作品。在阅读文稿过程中，我一直在琢磨一个“老”问题：什么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
回顾新中国散文史，曾经有两位作者的散文大受追捧，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年轻人散文写作的“模板”。一是60年代作家杨朔先生的散文，还有就是9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二者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我看来，他们的缺陷也很明显。
杨朔的散文有着固定的“模式”：以写景状物始，继而叙事铺垫，最后突然升华主题，形成一定的阅读张力，从而达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目的。我们这代人都是读着杨朔的散文长大的（其作品是当时中学各年级语文课本的重要篇目），“杨朔体”几乎成为写作记叙文的“样板”。然而，在“我们”长大以后，渐渐觉得这种套路化散文多少有点“面目可憎”：强行拔高主题，导致文章的思想情感生硬而牵强；读者较易形成对行文逻辑的预判，从而失去阅读的新鲜感。另外，过度追求语言的画面感、韵律美以及感染力，整个文章难以避免矫揉造作痕迹。
余先生的作品以“文化大散文”著称，例如其代表作品集《文化苦旅》中的所有篇目，无不以中国历史上某个宏大的文化事件为叙述对象。对于这些事件本身，大多数读者无疑是感兴趣的，文章写得也有相当的可读性。但问题是作者多以“文化智者”的视角审视历史、裁判历史，特别是以居高临下态度强调“宏大文化命运”主题。这种精英化叙述模式导致作品与普通读者在心理或心灵上产生距离。另外在语言方面犯有和杨朔同样的毛病：过于追求辞藻华丽而显得刻意煽情，缺少文本的自然质感。
大约30年前的秋天，我在渤海湾深处的一个小岛上，意外发现了一本沈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对于从文先生的小说，我是很熟悉的；由于多种原因，以往对他的散文涉猎不多。“散记”以30年代中期作者回乡探母的水路行程为线索，将沅水领域的风土人情、社会底层各种人物生存图景以及故乡的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强烈地吸引我并形成阅读冲击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并非单纯的乡土怀旧，而是在经历都市文明冲击后，对故乡文化的重新审视和精神回归，尤其是字里行间蕴藏着对生命本真的追问，从而赋予乡土书写深刻的哲学意味；二是其文本特质，既不矫揉造作也无刻意营造，而是简简单单地以“水路行程”为叙述线索，“边走边记、边观边思”，形成一种“在场式书写”风格，语言平白如话，然而却兼具诗性的空灵与纪实的厚重……
毫不夸张地说：这本《湘行散记》不但使我更多知晓了沈从文先生文学创作的多元性及其艺术成就，而且明白什么样的散文才是真正让人爱不释手的“好散文”。简单地说，那种让人读之即如啜香茗、如饮陈酿的散文，风格或许百花齐放、内容可能各有千秋，但作品的思想情趣和语言文字一定是美的，美得让人心醉、美得让人心悦诚服。
王友良的散文能够达到这样水准吗？在打开他书稿的电子文本时，我多少是心存疑虑的。带着满满的期待和些许疑虑，开始认真翻阅这本《心旅札记》。我是不习惯电子文本阅读的，但渐渐被其中的内容及文字所吸引，有耐心地仔细阅读每一页、每一行文字……
《心旅札记》分为六辑，所写大致三方面内容：一是对故乡人情风物的回忆；二是大学毕业后工作所在地的人文与风景；三是外出旅游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我与王友良除了师生关系外，还是原籍居住地距离很近的老乡，更兼之自10年前退休后主要生活在苏州；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文集所写每一方面内容我都很熟悉，甚至有些不但熟悉而且曾亲历其中。然而让我大为惊讶的是：原本在我非常熟悉、早已视若无睹的内容，在王友良笔下竟然绽放出异样的光彩。
例如收入第一辑的前5篇，文章的“主角”分别是谷莠子、蚕豆花、菖蒲、枫杨树、麦荞荞五种植物。这五种植物在苏北里下河地区的田野上或河道旁随处可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所以在从文集“目录”上看到这五个题目时，心底很是不以为然：这些有什么好写的？然而读了后却如同口含橄榄，越嚼越觉得有“味道”。如果是很客观地介绍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经济价值等，那就成了“植物志”。文章表面上以植物为题，实则却是写“我”：“我”与它们的交往、“我”对它们的认识、“我”和它们的情感纠葛……很显然，这不是在写花草植物，而且写作者自己了，写作者自己在经历人生的大半旅程后对生命的重新体验与认识。
王友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直到高考升入大学后才离开家乡。或许是里下河地区美丽的乡景在他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记忆里过于丰富和深刻，以致在他进城读书或工作后不但时时想起，而且念念不忘。他在文中深情地自述：“乡村的原野，我是很熟悉的。……那时还小，还不知道我漂泊的数十年后，还会那样刻骨铭心地思念儿时乡村的生活。……现在喧嚣和激情已经不能让我感动，生命走到今天，我强烈地盼望着能陪伴这田野。土地是这样的广阔、慈爱，不动声色，而我的生命却在随着每一个季节仓促老去……”由此，字里行间始终饱含浓浓的乡情，也就成为这本《心旅札记》的最重要艺术特点。
人们经常将有无“意境”或“意境”如何，作为评判诗词类作品的重要标准。其实是否具有优美深远、感人肺腑的意境，往往也是散文优秀与否的基本要素之一。如何使“散文”成为散文，特别是成为“好”散文？关键在“意境”！这在友良的《心旅札记》中同样有所体现。
应该承认，并非文集的每一篇作品都是让人读后难以忘怀的上乘之作或“好”散文，有些写得平铺直叙，甚至比较勉强。例如：《伍佑：不老的传说》、《小镇二题》（《陈墓》较《千灯》稍好）、《走向九寨》等，而那些让人过目难忘甚至拍案叫“好”的，无不是意境浓郁之作。例如《一路梅花到崦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初春赏梅，本是苏州的岁时风俗，作为“文人雅士”自然难以免俗。自古以来，苏州赏梅首推光福镇“香雪海”，作者根据汪琬诗句“一路梅花到崦西”的指点，开始“寻梅”。作者沿着崎岖山径，先后与元末明初徐达左的耕鱼轩、顾德辉的玉山佳处等景点擦肩而过；“一路逶迤，一路猜想：是梅树开了路，还是因路种了梅？”走着走着，渐渐没有了标志，“路上出现了一个弯，而后又是一个弯，就这样拐进去吧，山路弯弯，本就是梅树的气质啊。”最后到达虎山高处，在此作者想到古代袁宏道、吴宽、冯桂芳等人游山赏梅的情景：“究竟有多少人来寻梅，数不清了；他们已经成为梅海里的一道特殊的风景。其实过去了，也就安心了。……梅花孤清高洁，报春而后隐去，这与人的品性如此相融，一切的疲惫、忧烦、离愁等都暂时隐退，目光里只是盈满春的笑意”……
如果文章只是局限于写自己的游山赏梅的具体过程、所见风光，而且平铺直叙，那就了无意境可言。然而，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很注意情景交融手法的运用：梅树（花）作为“景”，是最重要的意象；在加入了“我”主观情感的浸透熔铸后，“景”就不再是一般的“景”，而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物化”，“情”也不再是一般的“情”，而是经过作者高度审美情趣的观照、过滤后，成为有具体意象寄托的精神气质。
意境的特征是“含蓄蕴藉”。王国维先生在评论姜夔词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在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借用王国维的这个观点读王友良的《心旅札记》，“好”的篇章无不多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即意境深沉丰富之作。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篇，另外如《海棠花开的日子》、《晚来天欲雪》、《乌桕红，秋声远》、《树山翠冠江南雪》等，也都写得意境深远、情趣浓郁。
据我所知，王友良有很不错的古诗词功底。或许与此有关，善于借助鲜明生动的具体意象营造出神入化的意境，正是我们读《心旅札记》中许多作品时获得的深刻印象。
任何散文家都重视语言，区别只是风格不一：有的特别重视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词藻竭尽华丽雕饰之所能；有的则尽可能注意表达的清新与自然，努力用一种口语化的文字将思想情感、风景人文等娓娓道来，给读者留下的感觉是入心贴肺、如沐春风。有人喜欢前一种表达，也有人喜欢后一种风格；真正的散文大家，却是后者居多。例如，巴金、沈从文、季羡林、汪曾琪等，甚至还有丰子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作品。我个人也是推崇后者的，巧合的是，王友良的文章也具有这样的语言风格。试看他文集中的两段文字：
“我喜欢走在长满蚕豆的田埂上。脚下的火绒草把田埂没浅没深地缠织成网，白色的蚕豆花夹着些紫色，随风摇晃，一阵风过，诱人的蚕豆花香悄悄从鼻翼溜走，引得人莫名兴奋。蚕豆伸枝抽叶可着劲儿，肥笃笃的叶片挤满整个空间，篷篷炸炸，春天仿佛也被这小花点燃，闲了一冬的日子开始喧闹起来。”
“蚕豆花只是大片大片麦田的点缀。麦田的绿色一天浓似一天，那可人的蚕豆花就杂在绿色中跳跳闪闪。绿色密不透风，可那一点白里透紫的颜色却是有点古灵精怪，在满眼绿色中探头探脑。”（《蚕豆花·蚕豆·缘缘豆》）
这两段文字在字面上平白如话，然而却非常清新自然地写出了蚕豆花的形态、质感、颜色等，不但让读者透过这些文字明白“看”到了蚕豆花的清纯秀丽的形象，而且“闻”到了它的芳香、感受到它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而这一切背后，却又是作者对春天、对生命的无比欢欣与向往。
作为一种负载人生体验或生命激情的文体，由于写作者个体的性格、气质、修养、阅历以及审美趣味的差异，不同散文语言自然风格纷呈、多姿多彩：或峭利冷峻、或温润平和、或典雅瑰丽、或朴实清秀……纵观王友良的散文语言，最大的特点或许主要表现在：除了鲜明生动的画面感，就是在空灵婉约、娟秀纤巧中，洋溢着苏北里下河地区特有的不事雕饰但又动人心弦的乡野味道……
散文有不同种类，概而言之，包括抒情、记事（人或景）、议论等类别。所谓“分类”，其实就是各有所侧重而已，因为一篇散文或许既有抒情、记叙，也包括议论性文字。
抒情性散文往往以作者的情感为结构线索，将所要反映的生活内容联结成一个艺术整体；其方式可以是直抒胸怀臆，也可以借景（事）抒情、托物言志。《心旅札记》中的大部分篇章应该都属于此类，这也是王友良笔下最为成功的文字。例如《海棠花开的日子》，无疑属于此类中的上乘佳作。此文写得诗情画意浓郁、艺术韵味十足，并且语言也很美；所以，称之为“美文”并不为过。
文集中有几篇散文记叙色彩较为显著。其中有记人为主的，如《咬秋》中的王老爷子，形象生动感人，读后如立眼前；也有侧重记事的，例如《烟雨皇罗寺》主要写苏州阳澄湖边皇罗寺的历史变迁，《寻觅长洲苑》介绍苏州市相城区长洲苑的历史人文情况以及开发和建设……比较起来，似乎记事类不如记人的更加生动、更加充满情趣。后者尤以记述与苏州大学严迪昌先生交往的《春已暖，花已开》，写得最为真切感人。
令人高兴的是，《心旅札记》不但抒情类散文写得情深意切，记叙性散文余韵幽长，而且一些偏议论或理趣的作品写得也很不错。《晚来天欲雪》并不是写一场具体的雪，而是借助“晚来天欲雪”这个人人熟悉、个个期盼的自然现象，表达作者对生活本质的认识。文章以人们为什么喜欢下雪为线索，将自己的思绪层层铺开，文章一波三折、一唱三叹，将真挚流动的情感融注于生动有趣、令人无限遐想的形象，从而呈现出一种理趣之美。
《月色如水湿南窗》是很一篇独特的文字，或者也可以当作作者心境自述来理解和阅读。在文中，友良坦承：“我从来没有要当作家的念头”，然而却喜欢写作这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因为它可以让你不顾及尘世间的各种规矩，不顾及世俗的各种束缚，让思想情感自由地流动；“多少个夜晚，我一人坐在窗前，把长长的思绪梳理成美丽的篇章……这时我的心境会回到懵懂时代一般甜蜜的境界，这是那样的深邃、悠长”。
不想当作家的人，却具有当作家的气质与天赋，尤其是在繁忙工作之余，还能够真诚地梳理自己的“心旅”历程，奉献给读者一大批优美的散文。无论如何，可喜可贺！友良前面的路还很长，相信随着行政工作重负减轻之后，会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更为骄人的成就。
备注：作者原序全文近万字，本公众号发布时有删节，以适应网络阅读。
作者简介
韦定广，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博士，曾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生导师和“学院名师”、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上海）。出版多部重要学术著作以及散文随笔集《风景与文化》，有10余项研究成果获得上海市政府、江苏省政府及全军级别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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