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怦然心动到辗转相思，从天真烂漫对爱情充满幻想，到爱情遇阻、意识清醒，等等，《诗经》里写满了这些千回百转的爱情物语、真挚动人的心声。可是，这三千多年前的诗篇，到底是怎么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的呢？
这就要从《诗经》的诞生说起了。
我们都知道，《诗经》共有305篇，分风、雅、颂三大模块。
简单来讲，“风”，是指“国风”，各诸侯国的民间歌谣；“雅”，周王朝京都地区的诗歌，宫廷的正乐；“颂”呢，就是宗庙祭祀之歌。这些乐歌，有些出自专业乐官之手，但更多的作品，是通过田野调查、下乡采风等手段，从各地汇集而来。
班固的《汉书·食货志》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说的是周王朝的时候，有一种“采诗”制度，每年正月，朝廷会派出一批“采诗官”，相当于中央特派记者吧，他们摇着铃铛，拿着笔，到民间体察民情，看看老百姓生活怎么样，平时都关心什么，幸不幸福啊？
那是个没有微博、没有朋友圈，甚至会认字的人都不多的时代。那还有什么比随口哼唱的歌谣，更能泄露人心的秘密呢？
于是，这些采诗官就成了最早的“人形录音机”，穿行在十五国的桑林与田野之间，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他们听到的每一首歌谣。歌者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就像今天的大数据采样，力求全面而真实。
采集来的歌谣，会被送到朝廷乐官手中，谱上乐曲，使之合于音律，制成一张“周朝金曲大全”，呈给天子。
正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通过民谣，才能让领导知道，真实的百姓生活到底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吃上饭啊，结婚率高不高，政府的政策落实到不到位，哪些做得好，哪些还需要改善，等等。
可以说，这一首一首乐歌，其实就是西周的“民生田野调查报告”。尽管乐官们可能对原始歌谣做过一点润色，但仍然极大程度地保留了民歌的原汁原味。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发自市井乡野的欢笑、叹息、爱恋与愁思，得以进入庙堂，被记录、被传唱。
而咱们要说的“爱情”，这种在后世被层层修饰、遮掩的情感，在三千年前，其实完成了一次率真而宝贵的“原生态”呈现。
《诗经》里的情诗，为什么可以在外交场合上说？
《诗经》从田间地头、市井乡野，经文化人收集整理，进入庙堂，一步步经典化了。可是，这样一来，问题也来了。啥问题呢？本来是很丰富多彩的，离开它原来的土壤后，反而成了贵族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贵族对它的理解、阐释，是不是走形了？变味儿了？
孔子有句名言，“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期，《诗经》是贵族们的必修课。平时写申论，你得引用《诗经》加强论点；跟领导做政治汇报，你得引用《诗经》彰显文采；代表本国出使外交，随口说几句《诗经》，那是基本文化素养。
在先秦，文盲是什么？不是你不识字，而是你不懂《诗三百》！
可能有人会好奇了：你说这种政治外交上的大场合，引经据典可以理解，但也得引用一些比较文雅、比较相关的吧。但你看看《诗经》里，都是什么男欢女爱啦，跟对象一会儿好了、一会儿恼了啊，这能拿到台面上说么？
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好玩儿的现象：现代有种文艺批评观点,叫“作者已死”。
就是说，作品一旦完成并公开发表，它的意义就独立了，跟作者本人无关了！作品的意义，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赋予。人们可以自由地解读作品，而不必拘泥于作者的原意。
《诗经》也是如此。在整个春秋时期，基本没什么人关注《诗经》的原始意义，不管你最初是情歌也好，是牢骚也罢，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诗经》中的某一章、某一句，断章取义，表达我想说的话。这在文学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赋诗言志”。
举个例子，《召南·草虫》里有句诗，“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这诗原本的意思是，女子思念丈夫或情郎，见不到他的时候，抓心挠肝，心神不宁，等见到呢，满心欢喜！
你想想看，春秋那个年代，你出使别国，当新闻发言人了，会见外宾了，你都可以上去亲切地说出这句情诗。
在这种外交场合，它的原始意义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这句诗表达出那种强烈的内心情绪——见到你我很高兴，nice to meet you！关键是表达得还这么文雅有水平！
可是，这么一来，你发现没？那些原本吟唱爱情的诗句，在漫长的官方文化里，被遮蔽了，被扭曲了。想想看，咱们的二十四史里，啥东西最重要？王朝更替、江山社稷、帝王霸业……
当咱们看到这些诗句时候，看到了早已不是《诗经》诞生之初的本来语境。直到现代，人们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特约撰稿人
原乡，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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