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如果一名地方官员勤政爱民、政绩突出，百姓会以立“德政碑”或建“德政坊”的方式以资感念。在千年古县富顺灿烂的历史长河中，获此殊荣者屈指可数，而清末三任知县陈锡鬯（chàng）便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为官勤勉廉明、兴利除害、关心民瘼，政绩斐然，广受称颂。为彰显其突出政绩，民众自发于晏熊祠前院修建了陈公祠（现已不存），并在西门外通往自流井的大路上（今富达路，小地名望神坡）立了一块德政碑，往西十余米处又建了一座德政坊。纵观富顺历史，为一名知县既建生祠又立碑建坊是极为罕见的。如今古道虽已变迁，但碑、坊依然屹立，成为自贡地区仅存的此类珍贵实物，对研究富顺晚清基层治理、官民关系和地方社会史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及现实意义。
栉风沐雨百年碑坊
德政碑，坐西南朝东北，距今已有137年历史，碑身为两块黄浆石板拼接而成，保存较为完好。碑阳纵向阴刻“绩厎和平”四个大字沉稳厚重，左款为“县公陈君德政 公名锡鬯字洛君 江西新城（人）”右款为“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春正月閤县士民公（颂）。”
德政坊，亦称“去思德政石牌坊”，建制为东西向四柱三间五楼宝顶式，高约9米，阔约6.5米。其正楼、次楼、边楼为黄浆石材，鳌角飞翘，雕刻精细，沉稳厚重。而栏额以下的明间、次间所用石材则以砂石为主，因而风化严重，近年用钢架对石柱进行加固，两面抱鼓均为修复所新建。此坊已列为“富顺县历史建筑”挂牌保护。
德政坊两面正楼火焰牌均阴刻“去思德政”四字。东面明间上匾阴刻“岂（kǎi）弟(tì)君子”四个大字，下匾《序文》尚存“恭纪 鸿翁老公祖大人……”等字样，两明间柱联为“能用猛仍能用宽，抚字勤劳，仁者襟怀儒（者度）。”“善筹兵更善筹饷，婴城固守，文臣经济武臣（风）。”东面次匾分别为“廉明”“恭俭”二字。两次间柱联均已漶漫不清，仅现“鲤训秉家”四字。西面明间上匾依稀可辨阴刻“民之父母”四个大字，下匾刻字已风化不可辨。两明间柱联为“才毋逞，智毋矜，是西汉循良，五载共（钦廉吏）”“和致祥，厚致富，看南州冠冕，双旌遥（想能臣）”次间右上匾仅见“中”字（或缺‘庸’字），左上匾可见“和平”二字。两次间柱联均已剥落，无法辨识。
笔者幸得《序文》末尾处仔细辨识出“元年立”三字，这是探访发现的关键信息。据查，陈锡鬯在富顺任职是光绪四年（1878）～二十九年（1903）期间，因此可推测此坊应建于宣统元年（1909），距今116年，这已是陈锡鬯离任六年后，且在泸州知州任上病逝已五年，或许这正与“去思”之意相契合。而所在地名“望神坡”，也许是民众将其奉为神明、心有所盼之寄情吧。
三任知县永载青史
陈锡鬯为何能得到富顺士民如此之高的崇敬和褒扬，而自愿为之立碑建坊呢？这必然与其主政期间的不凡业绩息息相关。刘光第在《送陈洛君先生序》中有着这样的评价“除秽锄豪，百治以振，始民恶其烈，继用大颂......其诸善政，在吾富......父老耄耋，咨嗟涕泗，叹以为二百年来未有之也。士民翕颂......”文中还提到四川总督丁宝桢巡检工作时，曾给予其“西蜀无双”的高度点赞。
陈锡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今江西黎川县）人，曾先后于光绪四年～十四年（1878~1888）、十五年（1889~1894）、二十八年（1902~1903）～二十九年三次担任富顺知县，总任长达十余年之久。民国二十年（1931）《富顺县志》（以下简称“宋志”）中多处留下了其治绩的记载。
一、大兴教化之风
富顺素有“才子之乡”的盛誉，历任行政长官大多崇文重教。陈锡鬯出身以“新城二陈”为代表的江西望族“中田陈氏”，更是其中典范，“鲤训秉家”就是其家学渊源的真实写照。
创办学田局。清末在州县一级普遍设立学田局，由官方与地方士绅共同合办，管理学田，将田租等收益用于资助本地教育、科举及相关事务。据“宋志”《食货》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陈锡鬯依四川学政朱善祥令设立了学田局。“学田局设局士二人，由知县遴委任期一年，掌支给新生院费、公车、京官等费。又支教谕、训导公费，月各八十串。”另据“宋志”《学校》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学政吴学坻要求各地加修整顿学校，每所增至六十缗，所增之款为学田局拨给。学田局的设立为当时富顺教育的可持续和均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教兴学。清代中期以来，富顺书院氛围更渐浓厚，江阳书院、东新书院、三台书院、文昌书院、五云山馆等均声名在外。据“宋志”《学校》记载“光绪七年（1881），陈锡鬯为江阳书院拨前知县吴鼎立发当商生息本利钱一千串，十年（1884）又自捐钱一千串，均生息为院生堂课膏火，又添购书籍。”光绪十五年，东新书院改名为炳文书院，聘请知名学者邑举人卢庆家为山长，李宗吾等诸多名人均出自其门下。光绪十九年（1893），岁贡张世霖父子等在偏远的长滩坝筹建了庆恩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特聘丁母忧在乡守丧的刘光第出任赵化文昌书院山长，更是传为佳话。在其任期最后一年，奉文委任乡绅陈庆文等人创修了富顺官立中学一堂（今富顺二中前身），现存“第一学堂置业碑”便是他为地方教育奠定长远基石的历史见证。
培育人才。陈锡鬯任职期间，也是富顺才子涌现的时期，先后有刘光第、宋育仁等六人中进士，五十余人中举。其中，慧眼识光第当属其育培英才之最。光绪四年，陈锡鬯主持县试，恰遇刘光第遭人举报其曾操理发贱业无参考资格。陈锡鬯以“律例无禁考明文，应勿庸议”驳回，并惜其才列为案首。“宋志”《人物》记载为“刘光第，幼孤贫......为邑令陈锡鬯县试，拔置第一。入泮后，锡鬯奇其才，资之学......”从此，刘光第尊其为恩师。后来，陈锡鬯一直资助其到成都锦江书院深造，并考中进士，进京为官。为解决光第在京用度，他不仅自己每年资助，还引荐其与自流井盐商刘举臣联宗。
值得注意的是，修建德政坊一事正是刘光第极力向刘举臣建议和主导的。从《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可以看到，光绪二十年冬，光第与刘举臣之子刘庆堂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交流：“至洛师牌坊之议，贤叔识解，诚乃堂堂正正，不为波靡，又复和厚可风......然兄固早决贤叔之必能办此矣。”令人悲切的是，多年后光第慷慨以身殉义、恩师不幸卒于任，二人均未等到德政坊落成这一天。
二、善治明断之能
设立三费局。“三费”是办理命盗重案时县衙必然产生的开销，主要涉及相验、审办、招解等。过去这些费用无统一标准，多向涉案当事人摊派索取，成为扰民陋规。三费局由官方发起或批准设立，并监督章程，由本地士绅负责经管。据“宋志”《建置》《食货》记载，陈锡鬯于光绪四年创建三费局，局士二人由知县遴委任期一年，掌支给相验、招解、经捕及囚犯口粮、医药等费用。并置田产一千七百二十八亩，年收租谷一千七百二十八石，极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诉讼负累。
改革赋税。一方面减轻田赋，“宋志”《田赋》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经知县陈锡鬯裁革，又粮不满一钱者名曰微粮，常理例每分收钱十八文。”光绪十五年复任后，又裁减随粮浮征约银一万两之多。另一方面改革税征，“宋志”《食货》记载“盐课，光绪七年，知县陈锡鬯禀准归丁按粮摊征课银，定章每粮银一两，征课钱二百四十文。”光绪十三年（1887），陈锡鬯又禀准捐廉生息，以抵茶叶课税。这些措施对减轻民负、活跃经济是有积极作用的。
查案明断。富顺虽民风淳厚，然地广事多，县官也并不好当。但陈锡鬯公正廉明，禁止胥吏勒索，断案公允明察，百姓尊为“陈青天”，民间流传很多“陈青天”审案智断的龙门阵。“宋志”《列女》所载回龙场宋氏守节案就是明证之一：宋氏年幼许配给陈家，但未完婚，陈即外出杳无音信。宋父将其卖给苏家，她愤而逃回陈家，为之守节，并随即状告于知县。陈锡鬯感佩其刚烈勇气，当场判归陈家，并以鼓乐仪仗将其风光送还，维护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三、扶危济困之义
设立育婴恤嫠局。光绪七年（1881），陈锡鬯创建了这一收养孤儿、救济援助抚恤贫困寡妇的官方慈善福利机构，使无依老幼得到扶助养育。举人简吉魁撰联云“余欲并生，论物与民胞，岂曰好行其德；自成一局，想羊腓鸟覆，此中未必无人。”另据“宋志”《人物》记载有一倪姓男子，家酷贫，靠做雇工养母，其母病重，忍痛割下大腿肉煎药，得以治愈。陈锡鬯对此孝行予以旌表，并募金抚恤。可见其深谙民情，在倡导民风、树立正能量方面积极作为。
设立救济粮仓。陈锡鬯积极推行仓储备荒，光绪六年依令在县内各保广设济仓，至二十年（1894）全县济仓储粮已达四万六千余石。第三次任期在大安寨修建了康济仓，亲任主任，储粮达九千石；又在城区万寿寺修建了公余仓，储粮二百余石，并置买官田二百余亩，每年收租约七十石。这些救济仓储的设立，形成了稳定的救灾储备体系。
捐资赈灾。据“宋志”《官师》记载，光绪甲申年（1884），富顺遭遇大旱，陈锡鬯带头向一百余个乡保捐廉俸各一百串，倡导士绅富户募捐了一万多缗钱，用于购粮赈济灾民。在其升任离县之年还捐银四千三百两置购公积堂产业，每年收租百石，用在年底救济贫民。
此外，陈锡鬯对富顺志书也有重大贡献。乾隆四十二年（1777）段玉裁主持编纂的《富顺县志》（即“段志”）原刻本早已消失（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光绪八年（1882）经陈锡鬯亲自访寻重刻的版本，并为之作跋，得以传世，成为研究富顺历史的珍贵古籍资料。
碑坊为证金石留名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知县作为地方行政单元最后一个等级的核心官员，是统治阶层的基层基石。按照乾隆敕撰的《钦定皇朝通典》记载，知县的主责是：“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钱粮、刑名、文教、治安是四大核心职责。知县集权于一身，其政绩优劣除了官方有一套严格的考核体系外，民间社会的政声评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从德政碑坊相关用语来看，富顺百姓给予了这位地方最高长官极大肯定和至高评价。
“去思德政”。这是古代官员离任时，当地士民为表彰其功绩常用的颂词。表达了民众对陈锡鬯这位清官、好官的不舍之情，以及对其所施仁政的追思与怀念，还隐喻着“希望后来者能见而思齐”的期盼。这是古代民间社会对官方权力的一种软性评价和反馈，也是“吏治文化”和“官民关系”的一种体现。
“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这是出自《诗经》的经典名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着深远影响。“岂弟君子”，形容官员具有性情和蔼，平易近人的君子品德。“民之父母”，形容官员要有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养育、教导、保护之责，无私付出，不求回报。树立了一个亲民、爱民、与民同忧乐的官员理想形象，地方官常被称为“父母官”和“爱民如子”的思想根源正出于此。
“廉明“”恭俭”。是指为官清廉、断事明察、待人恭敬、生活节俭之意，这四个字共同勾勒出一位传统清官、好官的完美形象。它是古代官员个人修养与职业操守的具体体现，既是道德要求也是为官规范，这是对陈锡鬯人品和官品全方位的肯定。
“绩厎和平”。“绩厎”一词源出《尚书》，意为“成就功业，使之稳固”。“和平”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目标，是指“政清民和、人心安定”。体现了富顺百姓对陈锡鬯核心功绩的高度褒扬。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富顺县民为陈锡鬯树立德政碑坊，正是其赢得民意、深受拥戴的有力见证。碑坊镌刻的颂词联句，更是对其多年来深耕治县的善政义举和卓异政绩的高度认可。尽管封建社会的官员评价体系有着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仅凭一道碑坊亦难作全面定论，但其背后彰显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理念，生动诠释了“经世致用、以民为本”思想。穿越百年时空，重新审视这种以民意为秤、以实绩为度的政绩观，至今依然闪烁着可资借鉴的治理智慧。
参考资料：
1.民国二十年《富顺县志》
2.《刘光第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3.《清末富顺知县陈锡鬯的非凡人生》（刘刚）
《三任富顺知县—新城陈锡鬯》（风雅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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