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第一次说要远嫁，是在厨房里。

那天我在洗碗，水龙头老化，水流忽大忽小。她站在门口，说得很快，像是背熟了的台词：他在南方，工作稳定，人也可靠，我们打算结婚。

我没有立刻回头，只是把碗放进沥水架。玻璃碗碰到一起，发出一声轻响。我说，太远了。

她说，现在交通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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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了水，说，不是交通的问题。

她不耐烦了，说，你就是不相信我选人的眼光。

我终于转过身，看着她。她二十六岁，脸上是那种我年轻时也有过的笃定，像一块尚未被生活敲过的石头。我说，远嫁不是旅行，是把一辈子交给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笑了一下，很短，说，你太悲观了。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她回了房间，我坐在餐桌前，把已经凉了的菜又热了一遍，一个人吃完。

之后的几个月，我们反复争吵。她列举他的优点，勤快、上进、对她好。我只问一句：他父母怎么样？她说，普通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见过太多“普通人”。普通到把一个女人的委屈，当成理所当然。

我反对得很明确，甚至有些冷酷。我说，如果你一定要走，这个家永远是你的，但我不会祝福。

她的眼睛红了，却没掉泪。她点头，说，好。

她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不是赌气，是怕自己在车站失态。等门关上的声音消失，我才发现屋子里安静得过分。她的拖鞋还在玄关，歪着。

第一年，她常打电话，声音里有新婚的热闹。她说那边冬天不冷，菜市场很便宜，他下班会来接她。我听着，只应一声“嗯”。

第二年，电话少了。她说忙。我寄过一次药，她说不用，身体挺好。

第三年春天，我在阳台晒被子，手机响了。是她，声音很轻，说，妈，我想回家住几天。

她没有提前告诉我航班。我在傍晚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以为是自己听错了。门开了，她站在那儿，比走时瘦了一圈，脸色发白。

我还没开口，她就扑过来，抱住我，哭得很凶，像个迷路很久的孩子。她说，妈，我错了。

那一刻我没有想象中的快意。只有一种迟到的心疼，像被人慢慢拧了一下。

她在家住了半个月。每天睡到很晚，晚上却失眠。她不细说，只零碎地提过几句：他工作不顺，脾气越来越差；婆婆身体不好，所有家务都成了她的；她怀过一次孕，没保住。

我没有追问。很多话，不说反而更清楚。

临走前一天，她在厨房帮我切菜，刀停在半空，说，他不想让我常回来。

我说，那你怎么想。

她沉默很久，说，我不知道。

我把菜接过来，说，路是你选的，但你不是一个人。

她走后，我们恢复了之前的通话频率。她开始学会报喜不报忧之外，偶尔也说累。我不再劝，只听。

半年后，她又回来了，这次带着行李。她说，离了。

我点头，说，先住下。

晚上我给她煮粥，她坐在桌边，小口喝。窗外有风，吹得窗帘轻轻动。我忽然想起她出嫁前，也是这样坐着，满脸期待。

人生没有预演。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跌倒时，知道门还开着。

她后来找了工作，慢慢站稳。偶尔有人问我，当初反对有没有用。

我想了想，说，用不用都一样。有些路，她非走不可；有些痛，她非尝不可。我能做的，只是在她回头的时候，接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