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5日夜，河南开封城的寒风钻进衙署廊柱。会议室灯火正亮，韩复榘被卫兵推搡着走出，他没想到自己刚才还在与蒋介石讨论“徐州会战”，转眼已成阶下囚。押赴途中，他低声嘀咕：“快去找冯玉祥，他会替我说话。”一句话，透出难言的慌张。
消息第二天传到武汉。有人问冯玉祥：“老总，韩复榘被扣了，怎么办？”冯玉祥只淡淡回了十二个字：“功过自有定论，吾不便干预。”声音虽轻，却比法庭宣判更冷。围观的人面面相觑——这位昔日“十三太保”的得力干将，如今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把时间稍稍拨回到1890年4月，河北霸县。韩家院里书声琅琅，少年韩复榘伏案练字，他父亲对外宣称：“我儿写得一手好字，将来定能考取功名。”纸上龙飞凤舞，字迹确实不错。然而好字换不来温饱，家境转衰，15岁那年他进县衙当“帖写”。薪水微薄，可穿梭官署让他飘飘然，也埋下了嗜赌的种子。
欠债如山，他只得跑路。辗转东北找兄长无果，行囊空空之际撞见一位算命先生。对方一句“你有戎马之命”听来荒诞，却让韩复榘心动。再过三日，他竟真被引入清军新兵营，替营长执笔点名。巧的是，这位营长正是24岁的冯玉祥。识人于微时，两人算是结下最初的缘分。
1911年滦州起义失败，两人被捕遣散。翌年冯玉祥重返军伍，韩复榘闻讯赶来复投。之后十余年，他伴随西北军南征北战，靠胆大心细从马弁爬到军长，与石友三、孙连仲并列“十三太保”。此时的冯玉祥，既赏识他的才干，也纵容他的放纵。
进入1926年，北方形势“板块漂移”。南口一役，韩复榘失利后拉石友三“跳槽”晋军。冯玉祥当时远在国外，被迫回国重整旧部。外界还以为他会重罚这位“白眼狼”，却不料他挥手而过，归之于“形势所迫”。韩复榘大受感动，自称“誓死追随”，可誓言没过两年又作废。
1929年中原大战酝酿，韩复榘在一次作战会议上与冯玉祥彻底翻脸，转身投向蒋介石。蒋介石正需要一位能镇住山东的武夫，便将省主席、绥靖公署主任一并授予他。于是八年时间里，“山东王”的名号传遍齐鲁，烟台的风、泰山的雨都得看他的眉眼行事。
“背叛”听上去刺耳，但韩复榘此举也有私怨。冯玉祥器重“老实巴交”的孙良诚，却屡屡挑剔韩复榘。一次表彰会上，冯玉祥故意将韩排在三四名后；还有一次，因战术争执让韩在院子里跪了足足一炷香。倨傲如韩复榘，自认再无前途，于是赌上一切改旗易帜。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山东濒危。蒋介石命韩复榘协同第三战区北上增援。可韩见日军钢甲凶猛，先是拖延兵力，又因蒋临时抽走他最仰仗的重炮旅，愤而收兵。结果沧州、德州一线全线告急，大半山东陷落。徐州会战迫在眉睫，蒋介石忍无可忍，决定“借会制服”。
于是有了开头的诱捕。1月23日，高等军事法庭在汉口草草开庭。蒋介石只象征性问了几句“为何弃守山东”。韩复榘辩称：“兵少械旧，难以固守。”蒋挥手：“法庭自有明鉴。”庭外，李宗仁、白崇禧早看透结局，默然不语。
韩复榘仍抱一线希望。他托西北军旧友向冯玉祥传话：“韩某走投无路，望老长官念旧情一救。”对方赶到武汉向冯禀报。冯玉祥沉默片刻，只留下那句“功过自有定论”，墨色未干，已宣判生死。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那天冯面无表情，像是在谈论一个不相干的军官。
两天后深夜，特务以“更换房间”名义将韩复榘带出。刚上楼梯，数声枪响，他应声倒地，年仅48岁。中央社通电：“军事法庭审讯多次，韩复榘罪大恶极，依法正典刑。”过程多少有些匆促，可对蒋介石而言，政治效果已达。
不少旧部替韩叫屈：“若非蒋委座抽走重炮，山东未必失。”然而在全民抗战的氛围里，弃地之罪难以开脱。冯玉祥选择沉默，既是对昔日部下的失望，也是一种自保。要知道，当时冯本人已被软安置在武汉军事委员会，稍有异议，舆论压力就可能转向他。
回看韩复榘的升沉，三件事最致命：赌性难改、眼界有限、誓言轻薄。第一条让他财迷心窍，第二条使他局限于一省一隅，第三条最终葬送性命。有意思的是，冯玉祥后来检讨：“本人不善识人，拔擢无方。”这句自责，同时也点明了旧军阀体系的用人困境——情义挂帅、制度缺位。
值得一提的是，韩复榘在山东执政八年，倒也修路筑坝，兴办过航校、兵工厂。这些功绩在官方判决书里全被抹去，只留下“误国”两字。历史向来如此：枪声一停，笔头接管，成书的往往是胜者的叙事。
冯、韩君臣纠葛二十七年，从扶持到决裂，既有个人恩怨，也揉杂时代风雨。哪一句对白最能概括？或许还是那句冷淡的评语——功过自有定论，毕竟在战火纷飞的民国舞台，命运从未给他们做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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