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的北京略带凉意，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办公室里，68岁的黄维收到一封落款为“农工党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的回函，他盯着信封边缘折痕，眼睛里闪过一丝期待。半年前，他因一篇旧报纸上“邓演达被陈诚出卖”的说法而坐立不安，这封回信答不答疑，对他而言都像是一枚沉重的秤砣。
回到1950年代，黄维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闲暇里最常做的事就是翻旧书。某天，他无意中翻到《救国时报》1934年合订本，里面涉及“第三党”组织的零星报道。那一刻，他第一次认真思考：邓演达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当时身份特殊、信息封闭，只能暗暗记下疑点。
特赦后的黄维在政协担任文史资料专员，接触史料比过去方便得多。1979年起，全国各地陆续开放档案阅览，他干脆利用职务之便，跑遍中央档案馆、首都图书馆，甚至托人在南京、上海找旧卷宗。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拗，他轻描淡写：“弄清一桩旧案，算我晚年的一份功课。”
邓演达与陈诚的交情，在保定军校已埋下伏笔。1919年，一个是八期学员，一个是七期毕业留校助教，两人经常在操场边讨论“三民主义”与“民生主义”。从学员回忆可知，私下称呼直呼其名——当时这种平等口气在军校极罕见。师生情谊延续到粤军时期，邓演达曾在潮州分校点名要陈诚任副官。
1924年夏夜的黄埔，蒋介石查岗，看见灯下有人读《三民主义》便驻足。第二天全校点名表扬，获此“好运”的正是陈诚。外界往往把这幕视作陈诚“投蒋”的开端，却忽视了背后推举名单的仍是邓演达。黄维在调阅黄埔校本部档案时，找到了那份编号41号的任命呈报，签字主笔赫然是“邓演达”。
时间来到1931年8月17日13时，上海愚园坊20号的一间出租屋里，邓演达讲完形势报告准备离开，突遭特务围捕。关于内奸身份，几十年众说纷纭：有人指向陈诚，理由是邓演达有意“联络十八军”。可陈诚这天身在江西吉安督战，行程电报留档可查，昼夜皆有记录。黄维查阅当年吉安行营日记，确认陈诚确实未离队。
黄维进一步追踪嫌疑人名单。上海市档案馆存有当年市警局一份编号C1342的检举信，落款“陈敬斋”，时间为1931年7月16日。检举信称“愿提供邓演达动向，希酬以津贴并助出洋”。字迹潦草却清晰。更重要的是，黄维在《江苏省政府公报》第627期找到王懋功转呈的批示：“即派王柏龄督办。”链条由此形成。
为核实结局，他跑去中央司法部档案室，调到1951年6月19日南京军法处的刑事判决书。纸张泛黄，判决人正是“陈敬斋”，罪名“叛国引敌、间谍卖友”。执行抄录时，黄维在页边写下八个字：“真凶落网，铁证如山。”
有意思的是，黄维并未就此罢手，他仍想搞清蒋、陈之间对事件的态度。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记录显示，1931年9月10日陈诚致电南京，请求“宽大处理邓择生”。蒋介石批示“从宽”，可两个月后仍下令秘密处决。对比陈诚10月、11月多封日记与信件，内容反复提“友谊”、“痛心”，甚至写过“若无果，将乞骸骨”。这些文字虽带个人感情，却能勾勒出当时的无奈。
黄维把所有影印件装订成一本二百余页的小册，题名《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首章既为邓演达立传，也侧写陈诚。稿子完成后，他在扉页写了句自语：“是非自有公论。”随后寄到数家刊物与农工党中央。那封九月回函便是正式答复——“出卖者为陈敬斋，非陈诚。”
信拿在手里，黄维没有多说话，只是轻轻合上书稿。陪在旁边的工作人员听到他喃喃一句：“终归还是清白的。”短短十个字，既像对友人的交代，也像给自己二十多年疑惑的停顿符。
此后几年，这部调查稿多次增订，先后被《文史资料选辑》采用。相关档案也在农工党“第三党史料”专栏公布，连同邓演达案全部卷宗，向社会开放查证。陈诚是否参与“第三党”，仍存学术分歧，然至少“出卖”一说已无证据支撑。
黄维常说：“军人讲究恩义。”他或许承认政治立场分歧，却不愿把师生、战友间的信义轻易抹杀。多年苦寻，换来的不仅是一份澄清，也为研究者增加了一段可靠史料链。考据工作的价值，正体现在此类微小却坚实的推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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