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末的抚顺还透着料峭寒意，战犯管理所的铁门吱呀作响，溥仪跟在看守身后，脚步僵硬。没人想到，这位昔日“九五之尊”会在十二年后，于北京政协礼堂里来一次耐人寻味的重逢。从那天起，他与鹿钟麟的命运线，被时间缓缓拉直。
1924年10月，北京城门尚未完全打开，冯玉祥的国民军已悄无声息地布满街口。凌晨时分，鹿钟麟第22旅穿过积水胡同，直指紫禁城北墙。溥仪正在御书房翻看旧档案，太监禀报“外军入宫”，他只愣了一秒，便明白“逊帝”两字已成事实。内务府大臣绍英想靠老交情拖延，“您父亲曾教过皇上”，鹿钟麟冷冷一句：“军令如山。”这一晚，皇城四角楼的灯彻夜未灭。
次日拂晓，鹿钟麟手握公文，站在神武门外。溥仪心存侥幸，推说“太妃年迈”“细软难收”，拖到午后。鹿钟麟回头吩咐：“告诉外面弟兄，炮暂且不动。”短短一句，吓得绍英脸色煞白。一个小时后，紫禁城东华门外的马车辘辘而行，溥仪戴着呢帽，身后只剩几名宫女。那一刻，他第一次直面“做国民还是做皇帝”的选择，嘴上答“做国民”，心里仍翻涌着龙椅幻影。
八年后，他已在长春自封“执政”。日本关东军给他找来金漆龙椅与礼炮，他却从未真正握住权柄。1945年8月11日午夜，列车汽笛刮过伪满首都长春，溥仪抱着写有“奇珍”字样的木箱逃向通化，半路箱子被掠走大半，他照旧沉迷“复辟梦”。三天后，沈阳东塔机场跑道尚在冒烟，苏军战机已堵住去路，溥仪被押往伯力，再无“陛下”尊号。
时间推到1950年7月，押解列车穿过满洲里。车窗被报纸糊住，他问身旁翻译：“前头是什么地方？”对方淡淡道：“抚顺。”落坐那一瞬，他才确信，人生已无退路。管理所的改造并不残酷，最难的是学会剪纸盒、洗衣服。手指因缺乏锻炼僵硬，他连一条裤带都要捣鼓半晌。昔日臣属忍不住嘟囔：“皇上真成废品啦。”溥仪憋红了脸，却第一次没有动怒。
1954年后，管理所允许通信。他收到弟弟溥杰来信，说妹妹已在北京纺织厂上班，“没人把自己当格格”。这封轻描淡写的家书，比所有政治教材都有效。溥仪动笔撰写自传，详细交代与日本的交易，自嘲是“被利用的倒霉虫”。改造六载，态度分数直线上升。
1959年12月4日，北京细雪初落，首批特赦战犯名单摆到毛泽东面前。“要赦就赦皇帝。”他挥笔圈下第一人。五天后，溥仪脱下灰色囚服，乘车返京。派出所户籍室里，年轻民警看了他的特赦证书，随手递来表格。那一刻，溥仪真正理解“公民”二字。
1960年2月16日，植物园报到。新同事不喊“陛下”，只喊“老溥”。他第一次握铁锹，土块砸在鞋面，尴尬又真实。有意思的是，没人故意为难他，反倒提醒削枝要斜口、浇水要分次。手掌起泡，他也咬牙坚持。夜里写下心得：“栽活一棵丁香，比做梦当皇帝踏实得多。”
1961年春末，组织调他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资涨了，可他恋恋不舍地写信求留，“真心热爱植物”。申请被婉拒，溥仪只好收拾行李。入职不久，便收到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座谈会邀请函，他拿着薄纸发愣：半个世纪，竟如转瞬。
1961年10月13日，北京政协礼堂灯光通明。座谈会开场前，溥仪环顾四周，忽见一位精神矍铄的白发老者。再定睛，正是当年破城旅长鹿钟麟。他快步上前，脱口而出：“奇遇！”鹿钟麟哈哈一笑：“这回可算兑现‘国民’承诺了。”旁人看得新奇，却无人起哄。
鹿钟麟握住他的手，引荐身边另一位老者——熊秉坤。当年武昌城头第一声枪响，就是熊秉坤扣下扳机。三人身份悬殊，却共同见证王朝终结与共和国诞生。摄影师建议合影，两位老人坚持让溥仪坐中间。镜头定格的刹那，没有君臣，只有坦然的笑容。
散会时，鹿钟麟轻声问：“记得我当年那句话吗？”溥仪点头，忽然爽朗大笑：“现在的我，心口是一句话——再也不做梦了。”大厅回声悠长，仿佛把四十年前的炮声彻底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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