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洛阳天空还透着料峭寒意，华中局的一纸调令却像热铁落水，溅起大片水花。刚结束淮海鏖战不久的中原将士，正忙着清点装备、休整待命，一条消息骤然传来：二纵司令员陈再道被任命为河南军区司令员，即刻就位。
对于大多数野战官兵而言，前线位置向来是荣誉象征，谁都愿意跟着大军团继续南下。陈再道更是如此——靠着冲锋陷阵一步步折冲樽俎，他早把野战部队视作自家战场。然而这回，中央的安排与个人期待出现明显偏差。同僚们私下里揣测：三大兵团司令已定，陈再道落选，莫非要离战场“下岗”？
这份疑虑并非空穴来风。就在前一个月，二野重新整编——第三、第四、第五三个兵团相继成立，杨勇、陈赓、陈锡联各镇一方，兵锋直指西南。陈再道自认资历不逊，却在最后一轮遴选中败下阵来，缘由众说纷纭。有战友半开玩笑：“老陈脾气太爆，指挥得猛却不好拉拢人心。”这番议论听来扎心，他却只能闷声不响。
没多久，刘伯承、邓小平把陈再道叫到窑洞。邓政委看着眼前这位“虎将”，语气平静而坚定：“中央要你去河南，这可不是退居二线，而是硬骨头。河南匪患严重，谁去都难，非得要你这样敢打敢冲的人。”陈再道沉默良久，只挤出一句：“可我舍不得部队。”刘帅随后补刀，“打仗你愿拼命，为啥治乱就犹豫？兵安天下安，河南乱象不除，南下大军背后不稳。”短短几句话，道出了要害。
河南的局面到底乱到什么程度？抗战后期、解放战争中期，豫西、豫北深山里四处都是流匪、旧军阀残部与地方恶霸。铁路被毁，县城一夜易主，区村干部不敢夜行；南下干部更是人心惶惶，“带着驳壳枪反被盯上”的事故隔三差五就发生。邓小平和陈毅在1948年9月的电报里直言：“匪患之猖獗，无逾河南。”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颇为复杂。过去二十年里，旱涝轮番、兵祸不断，地主武装和散兵游勇互相渗透，地方政权频繁更替，农民十年种不稳一季庄稼。新四军、八路军虽在抗战中多次挺进豫西，但一撤军就死灰复燃。可以说，河南匪情像杂草，刀割一茬又长一茬。
陈再道接令后，先跑遍豫西、豫北各县，翻山越岭做摸底。途中亲眼见到一支土匪队伍劫走刚从前线返乡的解放军老兵，枪响之后只剩孤坟一抔土——这种刺激比任何训词都管用。他当场拍板：剿匪主力必须现编现补，不能指望地方团练。
华中局也没让他空手上阵。5月，原四野42军四个师、热河骑兵师陆续移防中原；同时，将桐柏根据地分散部队整合成58军，一并划归河南军区。队伍一下子扩充到十余万人，其中装甲、骑兵、炮兵齐备，可谓“小型集团军”。陈再道坦言：“除了淮海大战，当年手里真没握过这么多牌。”
兵多还得会打。与大兵团会战不同，剿匪讲究“分散围剿、动态封锁”，要把山岭、河谷、村镇切成网格，小股突击队像钉子一样布满关键隘口。陈再道把二纵在夜袭、穿插上的老套路搬了过来，又主动拜访地方老乡贤，摸清地形水情，几个月里开展大小战斗400余次，逐步逼得土匪“没粮没路没退处”。
有意思的是，为了瓦解匪心，他还借鉴刘邓大军“政治攻势”经验，推行“一个连管一个区、一名政工干部包一座山”的做法。山头广播、张榜告示、参军优待证齐上，让不少穷苦出身的匪兵选择缴枪。短短半年，河南西部密林里成片白旗挂起，铁轨重新通车，洛阳、郑州间的邮路也恢复正常。
年底总结时，河南省统计的被肃清大小股匪高达6万余人，缴获轻重武器数以万计。军区内部评功算奖，参谋长递上报表，陈再道不由咧嘴：“要早知道这差事这么硬，恐怕真没人愿接。”旁边老战士笑道：“司令，不硬怎么显本事！”
同一时期，杨勇、陈赓、陈锡联在西南山地急行军，挥师入滇入川；王近山则担任兵团副职，仍守着最爱的突击队。几位老兄弟各守一亩三分地，却共担一个任务：扫清新中国大后方。任务不同，目标相同，战场没有“高下”。
1950年春，中央军委电报表扬河南军区“基本肃清匪患，保障南北交通”，并批准将部分主力抽调入朝作战。陈再道用半年时间，交出了给河南人民的第一份答卷。面对辞行的二纵老伙计，他只是摆摆手：“江山还大，咱们后会有期。”没有豪言，只有继续赶路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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