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台北松山机场的机库里堆着一箱箱来自东南亚的报纸，情报人员没日没夜翻阅，只为掌握流亡将领的去向。刘峙的名字，一直没出现。有意思的是，淮海战役结束不过一年多，很多人还嘲笑他“从前线指到后方，指哪儿丢哪儿”，却没人知道他已经在赤道以南安身。
顺着时间往回推，1949年初，南京难以久守，蒋介石计划向台湾转移。刘峙在桂林借宿时收到电报，内容寥寥：“来台共商军情”。他没接茬，转身去了香港，再转乘轮船到新加坡。朋友问他为何不去台北，他耸耸肩：“去了还能领兵？还不是挨骂。”这句戏言，后来被港口码头工人当茶余笑谈。
两个月后，他抵达雅加达。那时印尼刚独立不久，教师奇缺，华校甚至用旧书报充课本。刘峙自认打仗不成，但《左传》《资治通鉴》烂熟于心，于是索性在一所华文中学挂职。校务会议上，校董试探：“刘先生可愿兼教印尼史？”刘峙摆手：“中国史还讲不完，先把大纲厘清。”这种学究脾气，居然让华侨家长格外信任。
1951年，学校举办运动会，他给学生讲《孙子兵法》，把阵型排成“雁行”。孩子们跑得东倒西歪，却也玩得痛快。雅加达《影星日报》做了整版报道，称他是“懂兵法的儒者”。短短两年，刘峙课酬、讲座费加在一起，足够在市郊买栋小楼。此刻的他，距离昔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已然天壤之别。
1953年6月18日清晨，印尼华文电台播报：“今日雅加达华侨社会为刘峙先生举行六十四岁寿宴。”同一天，《新火报》配了照片：刘峙身着长衫，头戴瓜皮小帽，神情轻松。新闻通过商社电报传到台北外交部档案室，几小时后就摆在蒋介石书桌。负责递报的秘书心里直打鼓，没料到蒋竟轻轻一笑：“人没事就好。”
7月初，蒋介石通过驻印尼商会给刘峙捎话：“重回部队不强求，但总得回来，家眷一并接走。”这句话既像命令，也像交情。不久，商会代表出现在刘家客厅。对方转述：“委员长请您移居台湾。”刘峙沉默半晌，只回了四个字：“家人安否？”对方点头：“费用全包，船票已定。”
短短一句对话，敲醒了他那颗漂泊多年的心。不得不说，他既担心失败旧账，又眷恋雅加达稳定的日子。试想一下，一个昔日掌军几十万的上将，如今要离开满堂学生，再度投向复杂的人事关系，这种犹豫再正常不过。
8月6日傍晚，华侨中学操场灯火通明，学生们为他送行。有人问：“校长会回来看我们吗？”刘峙勉强露笑：“读好书，自会再见。”校工回忆，那一刻他背影并不萧索，反而透出久违的决断。
8月下旬的基隆港，码头起雾，客轮缓缓靠岸，刘峙扶着甲板栏杆，望向堆满军火箱的岸口，心头百味杂陈。蒋介石没有亲自迎接，只派参谋长赵继贤递上一张纸，纸上写着：“暂居淡水别墅，静候安排。”安排究竟是什么，没人说明。
直到1954年春，他才被任命为“总政治顾问”，无实权，却每月照发薪饷。据老部下回忆，他常提笔批改讲义，笔记本仍写“雅加达”三个字。也有人开玩笑：“刘上将一辈子打过的仗远没有改过的作业多。”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军事高层对他态度复杂。有人敬他资格老，有人怪他误了黄百韬。李弥在一次酒局失口：“淮海若换别人，未必如此。”话音甫落，刘峙轻轻放下酒杯，未作辩解。旁人转述，他回到寓所，只写下一句旧诗：“功名一场大梦，残棋几局闲人。”
1957年后，他逐渐淡出公开场合，偶尔在辅仁大学讲史。学生作笔记发现，他谈魏晋南北朝时最投入，谈抗战则语速放缓，至于解放战争，他往往只点评一句：“知人难，知己更难。”听者莫不屏息。
1968年1月，刘峙病逝台北，终年七十八岁。讣告用的仍是早年的军职头衔，却特地加上“前雅加达华侨中学校长”字样。熟悉他的老人议论：“他最后的惦念，大概还是那群学生。”这句闲聊，没有被写进任何档案，却悄悄流传在两岸商船的甲板上。
漂泊东南亚，折返台湾，刘峙的一生就此画上句点。历史研究者多关注他的失误，却极少提及那张印尼报纸的寿宴合影。照片里，他笑得毫无防备，像个普通教书匠，而不是那个在淮海调度失败的“五虎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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