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30日晚，北京西郊的站台灯火寥落，一列挂着普通客车标识的专列缓缓启动。车厢里并无随行记者，只坐着刘少奇、王光美以及几位工作人员。对外，这趟行程被称作“调研”，目的地却是刘少奇阔别三十六年的湖南宁乡。
五一假期本是探亲高峰，他却错开高调，挑了一个最不起眼的时间点回家乡。同行人员的着装几乎与普通干部无异：粗布中山装、帆布鞋，行李不过一只小小手提包。刘少奇打趣一句：“回去看看老屋，还得做点功课。”语气轻松，眉眼却难掩沉思。
5月2日上午十点，专列在长沙短暂停靠，又换乘汽车直奔宁乡县城。县委大院门口，几位书记站在台阶上等候，可眼前来人其貌不扬，一时间竟未认出中央领导。刘少奇见状，把帽檐压低，径直走向会议室。直到一位老同事认出王光美，才大喊：“光美同志！刘主席在哪里？”王光美指向前方，微笑未语。小小插曲，让县委干部们既惭愧又佩服。
会议从上午开到傍晚，通报农业生产、粮食调剂、灾情救助。刘少奇细听不插嘴，只偶尔在笔记本上画横线。散会时天光已暗，他起身说：“工作先放一放，我得回花明楼。”王光美跟着上车，心里既好奇又忐忑——那是丈夫出生的地方，却从未在她的记忆中出现过。
夜色中的炭子冲老屋透着寂静。堂屋空荡，墙脚的灰尘昭示着年月久远。刘少奇掀开油灯，踱步到自己少年睡过的小床前：“这里，过去摆一张八仙桌，母亲常在这儿补衣。”王光美轻抚床沿，仿佛能触到时光。房里没有华丽摆设，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木墙上的挽联——“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那是刘少奇十二年前为亡兄刘云庭所写。
第二天清晨，刘少奇就催众人上山。母亲刘鲁氏的坟茔并不好找——位置偏僻，又无显眼标记。当地干部李强一路带路，绕过竹林和荒坡才抵达一片低洼洼地。简陋土陵前，一块褪色石碑刻着“刘鲁氏之墓”，落款“绍选敬立”。王光美接过李强递来的一把松枝，递给刘少奇。刘少奇躬身，将松枝摆在坟头，连鞠三躬，神情肃穆。
四下荒草漫生，杂木横斜，墓前泥泞不堪。李强低声请示：“要不要修整？可以砌石阶，种些柏树。”话音刚落，刘少奇抬手摆了摆：“不要修。荒坡终究要发展植被，将来搞绿化就好。要是修路占到这里，也随它去。”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不得不说，这种“不要特殊化”的态度与当年的《六条规定》一脉相承，完全符合他长期倡导的群众观点。
下山途中，刘少奇忽然停步，问李强：“今年县里水稻亩产多少？社员分配能保证口粮吗？”显然，母亲坟茔的简朴并未分散他对基层经济的关注。王光美后来回忆，那一刻她才真正理解丈夫所说的“家国一体”——扫墓只是行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了解湘中灾后的生产情况。
午后，众人决定步行十多里路去看望刘少奇的六姐刘绍德。崎岖山道上，书记们反复劝他坐车，他笑道：“年轻时挑米挑盐都走这条路，现在散个步还怕累吗？”路旁几位农民挑担经过，认出刘少奇，激动得直喊“刘主席回来了”。刘少奇停下脚步，握住农民粗糙的手，询问“家里多少口人、有无缺粮”。
抵达鲁家屋场时，刘绍德老泪纵横。屋里陈设极其简单，地面上连块像样的席子都没有。当地接待部门事先准备的礼物不过大米、咸蛋、糖果、饼干，份量不多却被老姐视若珍宝。席间，刘少奇一句“以后再遇困难就写信”让在场干部心里发酸——与其说是亲情，更像他对普通农户的郑重承诺。
短短三天，刘少奇走访了县城粮站、花明楼中学与基层卫生所，甚至特地嘱咐县里筹建小型水利站。“吃饭要自力更生，水要靠自己蓄”，这是他在离开宁乡前留给县委的最后一席话。晚上九点，汽车驶离炭子冲，王光美回头望去，只剩一片暗影中的老屋。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秋，王光美陪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重返宁乡，发现坟茔已由乡亲代为修缮，四周栽满松柏。她站在石碑前，轻声说：“当年他坚持不修，如今绿色也算成林，他若知道，应会欣慰。”
刘少奇的行程结束后不久，中央即对县里灾情作了追加救济。史料显示，1961年下半年宁乡“以工代赈”项目激增，新开山塘二十余口，受益耕地千亩。此番回乡带来的变化不常被人提起，却在地方志里留下清晰记录。
刘少奇再未有机会回到炭子冲。八年后，他与世长辞，骨灰依遗愿撒向黄海。王光美捧着那块包骨灰的红布，轻声呢喃：“你说过，尘归尘，土归土，如今长眠大海，也算回到母亲的怀抱。”或许，这正是他六十二年前立在荒坡前、执意“不修”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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