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深秋，西安南院门口，一个三十岁出头、腰板挺直的货郎正把一包襄阳白米小心地交给八路军交通员。没人会猜到，这个口音带着湘音、化名“毛万才”的商贩，其实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三十多年以后，他的身影又悄无声息地出现于辽宁抚顺的厂区与社区，直到1981年病逝，一纸挽联才让邻里恍然大悟：这位相伴多年的“老毛同志”，竟与伟人血脉相连。
毛泽青1916年生于韶山冲，家中排行第十，比三哥毛泽东整整小二十三岁。兄弟俩虽是堂亲，却因两家屋场挨得近，自幼往来频繁。1925年，毛泽东回乡搞农民运动，9岁的泽青被拉去给农协放哨，从那时起，“革命”两个字像火星一样落在他心里。
农民运动失败后，少年毛泽青只能回到稻田。姐姐惨遭枪杀的噩耗，让他对反动势力的仇恨更深。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他觉得再不行动就对不起流血牺牲的亲人。那年10月，毛家兄弟几个结伴北上延安，临行前给二哥毛泽民写信：“若真革命，需要我们就来。”简单一行字，道尽决心。
延安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三哥，他既激动又局促。毛泽东笑着寒暄，忽而神情一正：“来，是为天下人，不是为自家人。若是想捞官，就先回韶山。”毛泽青当即拍着膝盖表态：“保准不给家门抹黑！”这句掷地有声的承诺，日后撑起了他几十年的隐姓埋名。
在陕北，他一边练队列打靶，一边识字算术，白天出操，夜里油灯下抄报纸。正当他琢磨着能否跟着主力团上前线，组织突然让他改行去西安做生意。毛泽青愣住了：前线拼命才叫革命，做买卖算什么？毛泽东单独谈话：“打仗离不开后勤，子弹粮票都得有人张罗。记住，听命令就是第一战斗力。”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于是，“毛万才”在西安的巷子里出现了。
经商的天赋在他身上被逼了出来。卖布匹、收药材、换米粮，他把利润压到最低，把大宗紧俏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陕甘宁解放区。有人问他怎么不多赚点，他咧嘴：“救国比赚钱痛快。”几年摸爬滚打，他练出一口流利的陕西方言，也练就应对特务盘查的冷静。一次日军宪兵突然搜查，他把账本藏进装盐罐，装傻充愣混过去，事后自己也惊出一身汗。
1945年抗战胜利，他脱下长衫回归部队，被分到供给部。枪声停了，可运输、配发、统筹一样紧要。国共内战期间，东北成了主战场，他跟随野战军转战长春、沈阳，保障前线棉衣与弹药，不像冲锋那么耀眼，却是胜败所系。
1954年，由军转干安置到抚顺，毛泽青再一次用上“毛万才”这个假名。煤都重工业需要大批管理人才，他从最基础的仓储干起，渊源清晰的账目让厂里领导省心。工友们只当他是退伍军人，直夸“老毛实在人”。下班后，他常带着笔记本到图书馆自学企业管理，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与毛主席的亲缘。儿女放暑假想提“祖辈”，他摆摆手：“家门是家门，工作是工作，不抬杠。”
1966年特殊年代来临，他的低调反而保护了全家。有人追问他的来历，他拿出转业证，只有“毛万才”三个字。单位批斗会没把他列为“走后门”的典型，他照旧领着工人发煤票。妻子私下嘀咕：“要不托人打声招呼？”他摇头：“规矩不能破，自己人更要守线。”简短一句，把毛家“不搞特殊化”的家风传了下来。
1972年，他因高血压办理病退。退休近十年，老邻居只知道他热心肠：谁家孩子生病，他递药；谁家做寿，他抬桌子。老人常说一句话，“人得有点用，退休也不能闲废。”每逢厂里招工考试，他自告奋勇去维持秩序。大家笑着说，“老毛离了岗位还当志愿者。”
1981年8月，毛泽青病情恶化。住院期间，他嘱咐子女：“不发通知，不要铺张。”8月24日清晨，他静静辞世，享年六十五岁。追悼会那天，厂里同事、街坊邻居送来了普通的白菊，而灵堂角落里竖起的两个花圈分外醒目：上联“十叔毛泽青千古”，下联“侄女李敏、李讷泣挽”。现场顿时安静，随后是一片私语——这不是主席的女儿吗？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抚顺。厂领导翻阅档案才发觉，“毛万才”与毛泽东堂兄弟的关系，从未在任何材料中出现过。有人感叹：“真没见过这么不张扬的亲戚。”也有人疑惑当年西安的传奇故事是否属实。毛家后辈拿出父亲留下的一张早已泛黄的供给部证明，以及一把当年延安分发的旧钢笔，沉默不语。
遗憾的是，毛泽青去世前，仍坚持不把真实身份写进组织档案。“名头越大，担子越重。”这是他最后一次给孩子们的叮嘱。李敏、李讷赶到抚顺时，只对亲属说了一句：“十叔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普通工人站在一起。”简简单单，却把一家人的风骨说尽。
毛泽青的一生，前段在枪林弹雨里摸索，后段在仓库账本里耕耘。前线或后方，他都坚守“服从”与“克己”两条底线。没有将星加身，没有高级头衔，却完成了从湘潭少年到后勤老兵再到地方干部的三次转换。花圈上的挽联揭开身份，却也封存了荣耀——因为荣誉在他心里，从来不需要外人宣扬。
有人统计，他用化名的时间比真名还长。一串陌生汉字陪他走过西安的巷口、东北的冰雪、改革前夜的厂房。身份成谜，风骨分明，这大概就是辽宁那场追悼会忽然安静下来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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