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在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大楼里,稽核专员黄竞武像平时一样开始工作。他是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的儿子,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识深厚。在同事眼中,这位能干的银行家前途光明。但很少有人知道,黄竞武的心思并不全在账目上。他手边那些标着“机密”的文件,关系到上海几百万老百姓的未来。这时,解放军渡江的炮声已在北方响起,国民党政府正匆忙转移仅剩的财富。黄竞武清楚,自己守护的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
黄竞武的信念,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生根。一九二九年秋天,他从哈佛毕业,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国,随后他考入国民政府盐务稽核所,希望以管理国家财源的方式报效祖国。然而现实很快让他失望。在苏北青口工作期间,他亲眼看到盐税被层层盘剥。上司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坚决不从,坚持清查每笔账目。结果,他先被调任闲职,接着被迫停职两年。
那段日子,他住在上海狭窄的亭子间里,常和父亲黄炎培夜谈。他看到父亲为抗日救国四处奔走,也日益看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盐务所的黑暗现实,成为他思想转变的起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竞武随中央银行西迁重庆,继续从事稽核工作。一九四一年,他秘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民盟)。他用留洋背景和家族声望,作为开展秘密地下工作的掩护。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仍在银行担任稽核专员。这个职位让他可以接触到国家最核心的资金动向。
他表面上工作稳定、生活体面,实际上,他如同一枚深埋的钉子,牢牢钉在敌人的要害处。只有深夜回到愚园路家中,关上书房门后,他才会仔细整理那些绝不能外泄的资料。
历史的转折很快到来。一九四八年秋天,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密令把中央银行金库的黄金、白银紧急运往台北。十一月初,黄竞武在核查密电时,发现几笔异常巨额的拨款指令。他马上通过地下渠道,把情报传递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
一场围绕黄金的暗战悄然打响。黄竞武利用职务之便,在审核运金船手续时故意拖延;同时,他暗中发动央行内有爱国心的同事,在清点、装箱时放慢节奏。他还以民建会员身份,把消息透露给工商界友人,共同向当局施压。在多方阻力下,原定的大规模偷运没有完全得逞。在后来上海解放时,央行金库仍存有黄金六千多两、银元几百万枚。这座城市的根基,终于得以保全。
除了守护金库,黄竞武还承担着更危险的任务。一九四八年冬天,中国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他担任常务干事,负责联络和掩护工作。愚园路的家成为重要秘密联络点,常有化装成“商人”或“教授”的同志前来。他凭借金融家的身份,耐心向上海工商界人士解释解放军今后的城市政策,劝说他们留在上海。他甚至还策反国民党军官,让他们认清大势。
黄竞武在上海的所做的每一步都冒着巨大风险,情报人员的监视也日益严密。有同志劝他及早撤离上海,他摇了摇头说:“这里的人和事我最熟悉。我现在一走,很多关系就断了。”他选择了继续留下,同时加快转移文件、疏散人员。
危险终于降临,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上午九时,黄竞武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一名自称行长秘书的人进来通知,行长有急事找他。黄竞武放下钢笔跟他走出,却没有前往行长室,而是被带下楼。刚出银行大门,几名便衣立即围上,把他挟进一辆等候的黑色轿车,很快驶离外滩。
逮捕他的是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特务。因为他父亲黄炎培已在北平公开呼吁上海迎接解放,他早被列入重点监视名单。地下党曾紧急通知转移,他为处理最后一批联络名单,耽搁了几天,错过了最后时机。
黄竞武被关押在南车站路190号的保密局监狱。敌人知道他身份重要,准备撬开他的嘴,获取上海地下统战网络的秘密。审讯中,特务头子先套近乎,提起他父亲,称赞其哈佛学历,许诺只要合作,去台北后仍有光明前途,黄竞武沉默以对。
软的不行,便来硬的。他被鞭打、坐老虎凳,被烧红的烙铁烫伤。最残忍的是,敌人用铁钳把他十指指甲生生拔去。钻心疼痛让他多次昏死,又被冷水泼醒。然而无论如何折磨,他没有吐露任何同志姓名和组织机密。他的坚贞,保护了许多人的安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夜里,上海郊区已能清晰听到解放军炮声。监狱内一片混乱,黄竞武和十几位难友被反绑双手、蒙眼带到一个新挖的土坑前。行刑者慌忙把他们推向坑边。坠入坑中的那一刻,黄竞武用尽力气挺起身躯。他和其他男友被活埋在这里。
十天后,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六月初,同志们根据线索在监狱废墟中找到他的遗体。在北京的父亲黄炎培得知后,提笔写道:“竞武!你死了,倘若你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老百姓便得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 那年,黄竞武只有四十七岁。他倒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而他用生命守护的天亮时刻,终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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