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末，福州开往莆田的绿皮列车刚停，站台上一个中年男人追着车窗喊：“良模，记得吃饱！”火车开动，白色蒸汽遮住了儿子的笑脸，也埋下了一桩日后震动全国的大事。
知青离乡潮声势正盛，1700多万年轻人陆续踏上泥泞的田埂。呼啸的口号之外，更多的是现实的饥饿与孤独。李庆霖，那位站台上的父亲，当时不过是一名教小学语文的普通老师，除了粉笔，他几乎没有第二件像样的家当。
四年过去，乡下生活的艰涩一点点传回家中。儿子李良模在插队点种番薯，常常连咸菜也配不起。收到儿子“两个馒头分三顿”的来信后，李庆霖彻夜无眠。他心想：号召下乡是对的，可总不能让孩子们饿到失了志气。
1972年12月，李庆霖拿出课余攒下的几页稿纸，写成一封两千余字的长信。他不讳言苦处：“若无基本口粮与衣被，青年难安心务农，日久更生怨声。”字里行间，既有教师的平实，也有父亲的焦灼。
寄给谁？直投中南海风险极大，石沉大海亦有可能。那时北京电台不时播报王海容陪同外事活动的消息，李庆霖抓住这一线机会，在信封上写下“外交部转王海容同志，请代呈”。地址填得极简，却正好避开层层关卡。
信件北上后迟迟没有音讯。五个月，日历一页页撕去，李庆霖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同院教师劝他别多想，他只苦笑：“箭已离弦，收不回了。”
1973年4月25日，中南海游泳池畔，王海容将这封略显粗糙的信双手递给主席。伟人伏案浏览，刚读数行便停住，鼻梁眼镜微微起雾。他轻声说：“这是真实的情况。”随后，一行遒劲小字落在信纸背面——“全国这类事件很多，应统一解决。先寄三百元，以解燃眉。”
当晚，毛主席交代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里拨出300元，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速寄福建。同日，他口头指示国务院与人事、财政部门着手研究知青生活补助，务必给出切实办法。
福建的邮差擦了两遍自行车铃，5月10日上午将中央办公厅回信送到下林小学。拆信那刻，李庆霖手指发抖。他先看到的是300元汇款单，随后才是主席亲笔批示的誊抄件。那一瞬，他愣了好几秒，才喊来妻子：“看看，真的来了！”
“这钱不能动。”他用红绸包好，小心吊在屋梁正中。孩子们半夜起夜，昂头都能望见那一抹红亮。村里人闻讯，放下锄头赶来看个究竟，屋里屋外挤得水泄不通。老人伸手摸红绸，小伙子则读那张批示，脸上写满敬佩。
热闹之外，也有人坐立不安。莆田县里几位主管知青事务的干部被点名要求写情况报告。此前，他们对求助信件多以“支援要靠自力更生”一语带过，如今再无人敢轻描淡写。
调查结果很快上报福州。巧的是，国务院内部正开碰头会，讨论知青安置与粮食配给制度。周恩来批示：各地凡有欺压、克扣、体罚知青者，公安部立即核实，依法处理，切忌敷衍。短短三周，多地干部受到处分，个别恶性案例被移交司法。
政策层面也有新动作。1973年9月起，福建、江苏、黑龙江等省陆续发放“知识青年生活补贴”，标准虽不高，却足够保障米面油。北京还调整了知青返城审核程序，允许家庭确有困难者优先调回。
李良模所在的大队，用补贴置办了两台手扶拖拉机，他被推举为驾驶员，日工分也随之增加。年底分红时，他寄回一封信，信里只写了两句话：“爸，吃得饱了；爸，心里稳了。”李庆霖读完，悄悄把信夹进那张300元汇款单旁边。
更大的影响在更远处。中央统筹后的第二年，全国下乡知青的口粮指标普遍提高一成，冬衣布票也跟着增加。对许多人来说，那三百元只是数字，可它背后传递出的态度，像一记沉稳的锤，敲开了早已堵塞的缺口。
暮色降临时，下林小学的教室灯光仍亮。黑板上粉笔字写着《七律·长征》，粉末在灯下闪光。李庆霖站在讲台，望向窗外稻田，不语良久。曾经的忧患从未消失，却被实实在在的行动削弱。当年一封“告御状”，最终让千万人少挨了一顿冻、少挨了一顿饿，这便是他当老师以来教过的、最动人的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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