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关于“三鹿奶粉”的新闻引爆了网络舆论。

简光州冒着巨大风险的报道不仅将三鹿推上了风口浪尖,也拯救了千千万万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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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众人在赞誉他为“英雄记者”之际,亦不禁为他暗自担忧,深恐他会遭受报复。

时光荏苒,如今18年已然过去,简光洲的现状究竟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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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光洲不是一时冲动才写这篇报道的。

1973年出生在江西农村的他,靠读书跳出农门。

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后来到上海,成了《东方早报》的调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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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卧底过传销窝点,闯过山西黑煤窑。

早就练就了一身认死理的硬骨头,可这次面对三鹿,他还是犯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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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线索后,他立马跑到兰州,在医院走廊里听家长们哭着诉说。

看着病床上插着管子的孩子,心里像被针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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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私下拉着他说“八九不离十就是奶粉的问题”,可没人敢公开作证。

他把奶粉样本送去检测,结果出来时头皮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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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超标,这玩意儿是化工原料,根本不能吃,却被用来冒充蛋白质蒙混检测。

他心里清楚,这篇报道一旦发出去,自己可能要面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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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之前有媒体尝试跟进,稿子都没能见报。

更让他纠结的是三鹿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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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电话给三鹿总部核实,对方一口咬定产品合格。

还暗示“没媒体敢点我们的名,你是聪明人就该知道怎么做”。

报社领导也捏着一把汗,广告商已经开始施压,担心报道影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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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光洲整夜睡不着,一边是领导的担忧、同行的劝告。

一边是医院里孩子无辜的脸。

他后来回忆:“我不是不怕丢工作,是实在没法看着真相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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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前一晚,他把办公室的办公用品收拾得整整齐齐,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

2008年9月11日,报道见报,“三鹿”两个字第一次被主流媒体明确点出。

当天下午,三鹿的电话就打来了,要求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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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骂声铺天盖地,有人说他“搞垮民族企业”“是汉奸”。

他坐在办公室里,手心全是汗,不知道这场风暴会把自己卷向何方。

更不知道暗处是否有更狠的招数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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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引发的连锁反应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简光洲成了全民英雄,拿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入选“感动中国”候选人。

《新周刊》给他的颁奖词说“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可这份荣誉,却没给他带来顺风顺水的日子,反而让他成了圈子里的“麻烦人物”。

最先来的是明里暗里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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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的恐吓电话成了家常便饭,他没当回事,可当家门口被泼了红油漆时,他心里慌了。

更让他揪心的是,老家江西的父母也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慰问”。

对方没说狠话,却字字透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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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敢跟黑煤窑老板叫板的硬汉,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他怕的不是自己受委屈,而是怕连累家人。

除此之外,单位里的氛围也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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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事开始躲着他走,觉得他太能惹事,把广告大单都搞丢了。

深度报道部一度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

他当时一个月工资不到五千块,上海的房贷压得人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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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刚出生,正是用钱的时候。

理想在柴米油盐面前,显得格外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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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坦言:“我不怕得罪企业,可我得养活家人,总不能让他们跟着我提心吊胆过日子。”

更让他寒心的是舆论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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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大家都夸他勇敢,可后来有人开始指责他“毁了乳业”“让几十万人失业”。

他写报道是为了保护孩子,没想到却成了“罪人”。

这种反差让他迷茫,新闻理想在现实的重击下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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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思考,揭露真相的代价,难道就是让自己和身边人无安身之地吗?

而这份迷茫,最终让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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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30日,简光洲在微博上敲下七个字:“理想已死,我先撤了。”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再次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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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是“逃兵”,向现实低头,有人猜测他是被报复得走投无路,只能辞职。

可没人知道,这个决定他纠结了整整四年。

离开报社后,他没去体制内,也没去高校讲课,而是拉着几个朋友创办了公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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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看好:一个揭黑的记者,怎么做得来公关?

可简光洲把记者的“死规矩”带进了公司。

不接虚假宣传、不洗白黑历史、不碰食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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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那年三鹿的事,我到现在还做噩梦,食品关乎人命,坚决不碰。”

创业初期格外艰难,办公室是租的,桌椅是二手的。

为了拉客户,他天天跑写字楼,遭了无数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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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的时候,公司账户上只剩下几百块,连水电费都交不起。

妻子难免抱怨:“当初当记者虽然钱不多,但至少稳定,现在连个安稳的家都快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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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默默扛着,把记者的调查思维用在工作中。

核实客户信息、梳理品牌逻辑,一丝不苟。

没想到这股较真劲帮了他,公司慢慢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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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茅台这些大企业都成了他的客户,年营收破千万。

有人以为他彻底变成了商人,可他没忘当初的初心。

他悄悄资助当年的受害家庭,帮他们找律师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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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发起“食品安全进校园”项目,第一期就覆盖200所小学。

他还跨界做了白酒品牌“简酒”,广告语是“大道至简”,定价亲民。

就是想做老百姓喝得起的放心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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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如果时间倒流,我还是会写那篇报道,但我现在明白,坚守良知不一定非要在记者岗位上。”

他看似逃离了舆论中心,却在另一条赛道上,继续做着有温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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