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既鸣矣，朝既盈矣”，《诗经》中的记载早已勾勒出古代官员早起上朝的图景。古代朝会多定在卯时，对应现代凌晨五点到七点，官员需提前抵达宫门外等候，家住太远难免误事。而这些奔波于朝堂的文武百官，住所选择实则与官阶、俸禄紧密相关，上完朝后的行程也并非影视剧里那般直接归家，而是有着严谨的政务安排。
官员的居住分布，核心围绕“就近通勤”和“身份匹配”两大原则。对于初入仕途或官阶较低的官员而言，依附于办公机构的“廨舍”是主流选择。这类住所俗称官署住房，面积通常不大，多为两三间，仅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基本居住需求，但胜在地理位置优越，紧邻衙署与皇城。以明清时期的七品翰林院编修、八品六部笔帖式为例，他们年俸仅四十五两白银左右，根本无力承担京城高昂的房价，廨舍不仅解决了居住难题，更能最大程度降低通勤风险——毕竟古代朝会纪律严苛，迟到可能面临罚俸、降职甚至杖责，凌晨一两点就得起身准备的他们，住得近才能确保准时到场。
高阶官员则拥有更灵活的居住选择，不少人会在皇城周边购置私宅，部分朝代还会为核心官员配备专属官邸。北宋时期，枢密院与中书省作为执掌军政和政务的核心机构，就在皇宫宣德门右侧的右掖门附近设置了“两府八位”，专门供二府官员居住，方便他们从侧门直接进入皇宫上朝或办公。这些高阶官员的住所往往较为宽敞，甚至形成聚居区域，与低阶官员的廨舍、普通百姓的住宅区形成鲜明区分。而在地方，官员的住所则多与府衙、县衙相连，既便于处理紧急政务，也能彰显身份，形成“前衙后宅”的格局。
相较于居住的等级差异，官员退朝后的行程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并非直接归家，而是即刻前往专属衙署处理政务。朝会本质上是最高国务会议，主要用于商议重大事项、传达皇帝旨意，具体的政务执行则需要在各职能部门完成。在中央，衙署多集中在皇城周边，形成密集的政务办公区。北宋东京汴梁的宣德楼前，御街两侧就分布着各类核心机构：左侧有明堂、秘书省，右侧则是枢密院、中书省、尚书省等，向南更有大晟府、太常寺等机构。明清时期，六部衙署紧邻皇城南部，与皇宫仅隔一条街，吏部管官员考核任免，户部掌财政户籍，礼部司礼仪科举，兵部主军事调度，刑部理司法刑狱，工部抓工程建设，各司其职又相互衔接。
朝会结束后，官员们便各自返回所属衙署，开启一天的具体政务。户部官员需核算地方上报的赋税账目，刑部官员要审阅各地送来的案件卷宗，工部官员则需跟进河道修缮、宫殿建造的进度。即便是负责起草诏书、编纂史书的翰林院官员，或是监察百官、弹劾不法的都察院官员，也需在专属衙署内完成本职工作。唐代起，京朝官退朝后还能在宫内享用皇帝宴请的“朝食”，“退食自公”的典故便由此而来，用餐完毕后仍需返回衙署署事，直至处理完当日政务方可归家。
地方官员的朝后行程同样以政务为核心。他们虽无需每日进京上朝，但定期需进京朝觐，日常则在府衙、县衙办公。以清朝知县为例，清晨退朝或完成点名后，会在县衙大堂审理民事案件、接收百姓申诉，午后则转入二堂与幕僚商议赋税征收、水利修缮、学业管理等地方事务。县衙内设有对应中央六部的“六房”，典吏、主簿等下属官员就在此处处理具体文书工作，形成完整的政务执行体系。遇到灾情、战事等紧急情况时，官员们还需加班处理，即便深夜也可能前往衙署待命。
古代官员的“早朝+衙署办公”模式，本质上是农业社会背景下的政务运行体系缩影。住所的选择围绕通勤需求层层分级，退朝后的行程紧扣政务执行，既保障了中央政令的高效传达，也维系了地方治理的有序推进。那些凌晨时分奔波于皇城街巷的身影，住得或近或远、或简或奢，却都遵循着“先议事后执行”的政务逻辑，在晨光与暮色中勾勒出古代官僚体系的运作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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