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25日清晨，合肥民政厅大院忽然多了几辆京牌面包车，风声瞬间在走廊里炸开：中央来了调查组。
举报信指名道姓，说厅长李宏塔仗着“红色三代”收礼敛财，金额大得吓人。信件此前已飞进中纪委多次，这一次直接惊动了要害部门。
常规路径是先知会省委，可这回调查组跳过安徽省委，足见上面对案件的重视，也足见信里的“数字”看着确实吓人。
谁是李宏塔？一句话——李大钊的孙子、李葆华的次子。如此家世，让流言更添几分戏剧味。
时间倒回到1927年4月6日深夜，奉系军警冲进苏俄大使馆，年仅38岁的李大钊被捕。第二天的报纸挤满黑体字，北京城一片恐慌。
长子李葆华那时正在清华下棋，好友冲来报信，他才知巨变。随后改名“杨震”，辗转日本，投身地下斗争。
1931年底，他化名“赵振声”潜回北平。两年后，北平地下党在香山为李大钊安葬，悲痛没打断他的工作，他依旧在暗处奔波。
1940年初，晋察冀根据地，李葆华在阜平迎来一位意气风发的女代表田映萱。工作一接触，敬佩生情。
陈云看在眼里，笑言：“大钊同志的儿子，是该有后代了。”1942年除夕，两人在延安洞口办了场极简婚礼。
1949年5月28日，北平解放的礼炮尚未散尽，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李宏塔呱呱坠地。父母忙，19天后他就被送进托儿所。
小学阶段，他天天挤公共汽车，而同学多被家长专车接送。少年不服气：“咱家也有车啊！”
李葆华放下公文：“车是国家给我办公的，你立了什么功劳？”一句话挡得严丝合缝。
还有一次，客人留下两包葡萄干，李宏塔拆了一包。父亲皱眉，“退回去”，并掏钱补给对方——孩子这才懂规矩。
1966年，李宏塔报名参军。临别时父亲拍拍他的肩：“准备吃大苦，吃不了苦就别混部队。”
退伍后，他在团委、组织部干了十五年。1987年，组织征求意见，他主动要求去民政：“那儿离百姓最近。”
此后近一半时间泡在乡镇，常常一个人赶长途汽车，进村不提前通知。他解释：“走公路看的是盆景，拐弯钻胡同才能见杂草。”
2003年淮河大水，他蹲在帐篷里测温度，四十多度，闷得人喘不过气。他敲定新方案：县里的办公楼先腾出来安置群众。
同年在颍上，发现救济粮发霉，他夹了几粒塞进工作人员嘴里确认，随即带样本连夜追查供货渠道。
如此脾气，基层害怕糊弄。他到村里问话，干部往往在门口干站着——真不敢陪，只怕说多错多。
回到生活，他二十年骑坏四辆自行车、七双胶鞋；办公室里那套苏式沙发坐一个坑一个坑。
分房子时，领导劝他别错过末班车，他笑：“末班车人挤，我怕掉下去。”手里的大套间直接换成了三个小居室给青年职工。
工资卡上常年不足一万元，碰见因病返贫的村民就把奖金塞过去。有人问他图啥，他扬扬眉：“帮人是幸福，又不犯法。”
调查组在合肥查了整整两个月：账本、合同、招待单子翻了个底朝天，没摸到半点油花。最终结论只有一句——“清正廉洁”。
文字稿上报当天，一位组员私下感叹：“真想找点问题，好向群众有个交代，可这老哥就跟白纸似的。”
十四年后，2021年7月，“七一勋章”颁给了这位爱骑车的老厅长。他把奖章寄回河北乐亭，让它静静躺在祖父故居的展柜里。
大院门口卖早点的摊主至今记得：每天七点半，一个瘦高个子踩着老自行车呼啸而过，背影不显山不露水，却让人心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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