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豫东平原的水位不断上涨，村口的杨树被水顶得东倒西歪。驻守商丘抗洪指挥部的纪登奎眉心拧成了一条线，他必须给几十万受灾群众一个交代。两个月后，大水渐退，却留下满目疮痍的田野和一摞摞写着“请尽快治理”的急件。灾后重建迫在眉睫，更棘手的是——只要上游再来一场大雨，情况还会重演。
进入腊月，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地带的治水方案陷入僵局：河南怕下游口子堵死，安徽担心一旦放水自己吃亏。文来文往，一次次碰头会都无果而终。熟悉内情的人说，纪登奎开始琢磨一个“非常规”做法——春节上门拜年。打情感牌、走亲戚路子，古今皆有，碰到治水这等大事，他决定赌一把。
1964年2月14日，正月初二清晨，天空泛着鱼肚白。纪登奎带着河南省水利厅长和几位技术骨干，挤上开往合肥的列车。同行的人问：“书记，大过年的，这事能谈成吗？”纪登奎抬头看了看车窗外呼啸而过的雪景，丢下一句：“人都在家，正好把话说透。”
午后两点，列车靠站。纪登奎没有让省委车队迎接，而是拎起一篮子刚从商丘挑来的红薯，径直走进站旁的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李葆华的办公室。李葆华的声音透着惊讶：“你不是说节后再议？”纪登奎轻笑：“今天就是节后，给您拜年！”
李葆华当时五十五岁，身板硬朗，眉宇间透着父亲李大钊的那股英毅劲。迎上门的第一句话很家常：“来得好，我这儿正缺老家红薯。”随后一句插科打诨：“是不是专程来‘告状’？”两人相视一笑，气氛立刻松动。短短几句对话，完成了正式会谈难以达到的破冰效果。
落座后，纪登奎摊开一张彩色手绘示意图。那幅图上，豫东与淮北交界处密密麻麻的河道和闸坝像蛛网，几乎堵住了水的去路。“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纪登奎的手指依次点过，“洪水进得来，出不去，商丘才会年年挨淹。”河南水利厅长补充：“如果再来一次暴雨，豫皖边界就成一口大水盆，与谁都过不去。”
李葆华沉默片刻，掏出笔在图纸下方写了几行字。他抬头说：“那就开条新汴河，一直通到洪泽湖，前提是安徽境内拆坝让路，不让下游再成重灾区。”纪登奎当即点头：“河南负责上游疏导与排涝，确保水量平稳。咱们把账摊开，分责任、算收益。”这一拍即合，气氛豁然开朗。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两人第一次合作。早在抗日烽火岁月，他们就都在晋察冀根据地摸爬滚打，虽未同桌，但彼此听过“老纪”“小李”的名字。战火年代培养的信任，为此刻的携手打下了底色。
接下来的三天，两省水利部门连夜对照地形图、降雨记录和历年灾情数据，一遍遍核算流量。小旅馆走廊灯火通明，敞开的房门里全是摊开的地图和草图。凌晨时分，安徽水利厅副厅长感慨：“隔着一条省界，咱却要把心掏出来用。”纪登奎只答一句：“百姓房顶上的草堆还没干。”
2月17日，双方草拟《关于豫东地区与安徽省边界水利问题的处理意见》。核心是三条：一，豫皖共同开挖新汴河；二，安徽按计划拆除八处阻水堤坝；三，河南在上游建设调蓄工程，洪峰期间分期分批行洪。报告送进北京后不足一个月，即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速度之快在当年并不多见。
批准电文传到商丘，正在灾区分粮的干部拍手叫好；淮北濉溪的乡亲也松了口气，担心“河南放大水”的心结解开了。建国初期淮河治理曾提出过“蓄洪为主，排洪为辅”，但区域利益调整艰难，始终缺少可操作样本。新汴河被视作一次破题之举。
1964年秋，测量队举着经纬仪，沿着预定线路插下首批红白桩。随后数万民工会战，两省各自筹粮、筹木料、筹工具。冬夜气温跌到零下十度，青年突击队员抱着热水壶给冻僵的测量点解冻。有人笑称，“挖河一铲子，一铲子都是心疼的白面馒头钱。”然而无人退缩。
1966年春，主体河槽打通，洪水试排成功下泄；1969年，新汴河全线贯通，河道全长一百二十公里，设计行洪量每秒二千立方米。翌年夏季大汛，豫皖两省并肩迎战，水位比1963年更高，却未再出现遍地“孤岛”的惨状。专家后来总结：这条河“不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段共识”。
回头看那趟“春节拜年”，外界津津乐道于纪登奎的机敏，也推崇李葆华的胸怀。其实更该被记住的是，两人把革命年代结下的信任延伸到和平建设，用最民间的方式化解了最顽固的行政壁垒。淮河两岸的老人说得直白：“干部们坐一块儿，咱庄稼就能安生。”
纪登奎1971年调入国务院工作后，仍偶尔提起那段往事，他打趣：“政治斗争千头万绪，治水只有一条路——让水服管。”李葆华1983年离休，回忆录里只写了两笔，但特意标注“1964年合肥春节会谈，成事于情，成于公心。”
今天的新汴河依旧奔涌，闸口不再是两省边界的“坎”，而成了货船南来北往的水上通途。站在堤岸的老人抬手一指：“那年正月，老纪来合肥，要给李大钊的儿子拜年。说是一声‘拜年’，其实是给大伙儿送来了太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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