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晚，北京城已入初秋，却仍不觉凉意。灯火通明的中南海怀仁堂里，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正进行到最紧要的时刻。周恩来总理拿起名单，声音不高，却格外清晰——“政务院水利部长，傅作义。”话音落下，原本肃静的会场里，忽然传来一阵低低的抽泣。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傅作义猛地起身，用袖口擦着泪水，紧接着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情绪来得太猛，会议被迫暂停几分钟，这一幕很快在京城里传开。
不少代表心头冒出同一个疑问：这位昔日的“平津绞杀线”主帅，怎么会哭成这样？
要解开这个疑问，得把时间拨回到辽沈战役结束后的1948年冬。那时华北尚未停枪，蒋介石把傅作义召到南京，给了一个听起来颇为诱人的头衔——“华东南军政长官”，还暗示让他率部南撤。傅作义静静听完，没有拒绝，也没有表态。回到驻地，他关门想了整整一夜，次日便对身边警卫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走哪条道，总得对得起老百姓。”
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同一年，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天津一路辗转回到北平，专门观察父亲动向。她发现，父亲对蒋介石的信任几乎降到冰点：锦州告急时，蒋不顾一切要抽掉傅作义的嫡系入援，他看得通透——“成了是蒋的德，不成是我的罪。”抵触情绪由此生根。
12月，傅作义托女儿口述一封只存脑中的电报：愿将六十万兵力、二百架飞机听毛泽东指挥，并请南汉宸赴平谈判。没有纸笔，没有副本，一切靠记忆。地下电波穿过寒夜，这封电报让西柏坡彻夜不眠。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攻克天津。五天后，北平谈判达成初步协议。签字那天，傅作义对老友董其武说：“我拼着三个死：国民党的枪、特务的刀、自家人不理解的怒。我认准人民这条路，就不回头了。”短短一句，算是把后路全部斩断。
接下来发生的事，北京人至今津津乐道。1月31日凌晨，解放军先头部队鱼贯进城，古城墙上悬起的红旗在朝阳里分外鲜亮。傅作义没有出席入城式，而是躲在官舍里读《人民日报》北平版。报纸全文刊登毛泽东起草的声明——既肯定他的功绩，也点出过往的错误。读到“古都北平宣告解放”几个字时，他把报纸重重放下，一杯热茶凉透也没察觉。
2月22日，傅作义抵达西柏坡。毛主席专门到门口迎接，握手时用了玩笑口吻：“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惭愧得直摆手：“我有罪，半生戎马，误事不少。”毛主席大手一挥：“功是功，过是过，你让北平百万人免去涂炭，这一条就抵了。”短短几句话，让他心头大石顿落。
西柏坡议事的第二天，毛主席向周恩来说：“傅先生是真心想做事，他若愿意治水，就让他去吧，国家正缺这样的人。”此后“水利部长”几个字，就悄悄写进了政务院人选草案。
然而，“部长”二字真正落到傅作义头上，却仍让他猝不及防。原因很简单——在旧中国，官职要靠钞票“打通关节”；在新中国，他这个“起义将军”竟被托付要职，落差实在太大，所以才有那场掩面痛哭。有人窃窃私语：这是不是演戏？可很快，质疑声消失了。因为水利部成立后，傅作义不是坐办公室，而是几乎常年在工地。天津团泊洼蓄洪区、河北岗南水库、陕西洛河引水，他拄着手杖，下去踩泥，晚上住帐篷记数据。凡是他圈过的方案，往往比原计划少花钱、多蓄水，久而久之，技术干部都服了。
初期确有尴尬事。部里不少同志觉得老将军外行，文件常绕开他批示。周恩来发现后，淡淡说了一句：“没傅部长的签字，文件一律退回。”从此没人再拿资格说事。傅作义也不客气，逢会便提醒科室：“有意见直讲，我不懂就学。”这股认真劲儿，很快化解了隔阂。
1955年授衔那天，傅作义领到一级解放勋章。颁奖完，他悄声感慨：“这枚奖章没有硝烟味，却比当年战场上的军功章更沉。”旁人听了会心一笑——水利治的是河，实则也在疏浚人心。
岁月流转，1974年4月19日清晨，傅作义在北京病逝。追悼会议上，周恩来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毛主席献花圈。会场布置简朴，却人头攒动。许多当年参加北平谈判的老同志，手握黑纱久久不愿离去。人们记得那条没有开火的和平大道，也记得怀仁堂里那声嘹亮的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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