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昌黎的夜风裹着沙粒拍打营房的窗棂。哨兵小李低声嘀咕：“听说新军长胆子大，烟瘾也大。”警卫员摆手让他安静。几小时后，十三军旗帜随卡车灯光掠过街角，周希汉的调令正式生效，这位历经黄麻起义、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又一次被放到新的战位。
简单的交接仪式结束，他先摸排伙食、被服，再开会研究“三反、五反”布置。有人以为这位新军长会先解决自家温饱，可他关注的仍是部队：冬衣有没有发齐？仓库里的高粱米能不能撑到来年开春？这种优先级，让刚被抽调来的交通班副班长丁宝林有点发懵——首长把家事放在队尾，公事压在最前。
云南时期的旧事也在此刻回荡。那年滇南卫戍区物资紧张，十军前任军长带着诚意，硬塞给周希汉家属三百万元旧币补贴。丁宝林被派去传递。周希汉只是摆摆手：“快送回去，公账怎么能贴到私人身上？”行事利落，不留半句商量余地。
1952年3月，北京西长安街，海军司令部大楼的青灰色墙面刚粉刷过。周希汉升任海军参谋长，孩子们跟着北迁。最让家属惊喜的，是一家终于能围着一张桌子吃饭。可周希汉立刻宣布：标准照旧。自己每日八角，夫人六角，孩子四角。规矩一落地，人人心里有数——多一分钱不花，少一顿饭也不行。
那时的供给制规定，周希汉每月津贴八十元。丁宝林负责记账：四条烟，三条自用，一条接待；副食票、油票、布票分门别类归档，月底对账，一分不少。周希汉睡眠浅，常常半夜摸黑起身看公文。丁宝林递烟，他接过却不急着点，只是随口问一句：“这个月花多少？”确认数字没越线，才肯继续伏案。
来客变多后，小灶压力也大。一次十几个老乡进京探亲，周希汉让人统统住进招待所，伙食按战士标准算。等客人走了，账单摆到桌面，超过津贴两倍多。管理处见状打算免单，被周希汉拒绝：“先从我津贴里扣二十，月月扣，直到补齐。”说完，他在单据上写下“本人同意”四个字，干脆利落。
烟瘾之外，他少有私好，却格外看重老同志和烈士遗属。海军系统到春节要挨家拜年，他往往省下别处时间，只要张学思母亲在京，再忙也去磕头问安。理由一句话：“老人交出了孩子，咱不能只在文件里提功绩，门槛也得常踩。”在当年讲求效率的机关，这种做法并不多见。
周希汉还为战场失踪人员家属写过无数回信。丁宝林专设一个蓝皮本，专记“查寻烈士”来信。无论能否查到线索，他都会附上简短回复盖章寄回。多年后，周希汉提到这件事：“哪怕只是一纸回音，也能让乡亲知道部队惦记他们。”语气平静，却听得在场年轻参谋红了眼圈。
健康状况始终不算好。久坐指挥部时，老痔疮作痛，他索性铺张毯子伏在沙发上办公。文件在面前摊开，一支烟接一支，身旁电话不时响起。电话那头常是请示，也有家属求助，“孩子放学没人接”这样的小事他也当大事办，指点丁宝林“立刻派车”，理由是“市区天冷，孩子别冻着”。
对部属要求也严。一次，一名公务员动了多拿面粉票的心思，丁宝林发现后汇报，周希汉没发火，只说：“动机可能是好心，可制度上留不得缝。”随后让警卫连做自查通报。讲原则，却不伤人面子，处理完还拉那名公务员谈心，叮嘱好好干，这里需要的是老实人。
北京任职期间，他坚持每周两晚“理论夜读”，把干部招来讨论海军建设；白天若无会议，跑码头看修舰进度。时间被切得很碎，但“8角、6角、4角”从未因忙碌而混乱。丁宝林感慨，这份自律在艰苦岁月里还能理解，到了首长家中也没松动，实属罕见。
1954年底，海军司令部落实干部住房，分给周希汉一套三居。可开门一看，家具寥寥无几。老部下好心想帮他置办，他挥手拒绝：“别搞特殊。”于是新房依旧旧床旧桌，墙面贴着孩子课表，客厅摆地图、海图，角落一只小煤炉。有人来访，脚底踩着是起边的地砖，却仍觉肃然。
在那段时日里，丁宝林逐渐明白“8角、6角、4角”不光是数字，它是周希汉身上延续几十年的价值坐标。前线时如此，机关里还是如此：钱要花到刀刃，情要落到人心，规矩不能因职位升高而松，标准不能因城市生活而涨。
1967年，周希汉转入后勤学院工作。搬离海军司令部那天，他特地叮嘱助手再次核对欠账，“别留下尾巴”。几十本账本盖章、结清，密密麻麻的数字像流水账，却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轨迹——从滇南山野到首都衢街，始终是那把尺子：八角、六角、四角。
老部下回忆，这位首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自家人要先紧着国家想，紧着战士想。”听起来朴素，执行起来却并不简单。丁宝林后来调离，回头想起当初在周希汉门前打的那些报告、写的那些账单，才真正明白纪律的分量——它不靠口号撑起，而靠每天三顿饭、几条烟、一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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