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慧眼赵朴初，谢富治得势时，能看穿并写诗讥讽，后果如他所愿|中国佛教协会|苏轼|赵朴初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逝。三天后的3月29日，一场规格极高的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悼词将其誉为“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称其逝世“重大损失”，并号召全国上下向他学习。彼时的谢富治，身居要职，正值权倾一时的巅峰，这场追悼会无疑是时代对他“功绩”的盖章定论。

就在众人沉浸于程式化的哀悼之中时，一位身着素衣、面容谦和的老者，在参会归来后挥毫泼墨，写下一首讽刺诗作，以笔为刃剖开了这份虚假的荣光。这位老者，便是赵朴初——集书法大师、诗人、佛教学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智者。诗作直白凌厉，字字诛心，大意是：“叫人家跟你学，学什么呢？学你做软骨头吗？想质问你一声，你是那一伙的？先前是人民公敌，回头说自己是革命的，说谎不怕脸红呀。”

在那个特殊年代，非议谢富治不啻于引火烧身。但赵朴初偏偏信佛不信邪，以文胆为骨、笔墨为锋，于逆风之中定格真相。这份洞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他对人性善恶的深刻洞悉与对历史规律的精准预判。数年之后，历史果然掀开了尘封的面纱：1980年10月，上级决定开除谢富治党籍，撤销其一切荣誉，其骨灰被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成为首个被清出此处的高级干部。赵朴初以一纸书法预言世事沉浮，被后人赞叹为“慧眼识奸的预言大师”，这份看透不说透的胆识与通透，在古今文人中实属罕见。

谢富治，从木匠到上将的浮沉人生：谢富治于1909年生于湖北红安城关镇丰岗谢家垱村，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革命志士，却也未能逃脱旧中国的贫瘠。他自幼家境贫寒，放牛、种地、喂猪是童年的日常，私塾教育断断续续不足两年，识字全靠在田间地头的零星摸索。在当地，“艺多不压身”是祖辈流传的生存智慧，11岁那年，谢富治拜同村木匠为师，开始了走村串户的学徒生涯。

木匠生涯虽辛苦，却让他得以走出闭塞的村落，见惯了市井百态与民间疾苦。他勤奋肯干，头脑活络，又格外珍惜每一次读书看报的机会，常常把从外面听来的新鲜事讲给同乡听，渐渐在同龄人中积攒了号召力。这份早期的组织能力，为他日后的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1927年，黄麻起义在鄂东大地爆发，革命的火种迅速燎原。见多识广的谢富治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浪潮，毅然加入农民协会，积极投身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他凭借过人的组织力与号召力，很快聚拢了一批同乡青年，这份才干被红军干部看中。1930年，谢富治带领这群青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一入伍便被任命为排长，短短两年内便凭借战功与能力一路擢升，先后担任副连长、宣传队长、连指导员，最终在长征前夕坐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位置，成为20多岁的红军高级将领。

在红四方面军的岁月里，谢富治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与政治素养。他参与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战斗，在枪林弹雨中善于动脑，既懂战术部署，又善做思想政治工作，为苏区的开辟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长征途中，他历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稳住部队士气，保障了行军作战的顺利推进。到达陕北后，他进入抗日红军大学深造，理论水平与军事能力进一步提升。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谢富治被任命为129师385旅政委，与旅长陈赓结为搭档。这对组合堪称黄金搭档，两人配合默契，共同指挥了一系列经典战役，在太岳地区坚持抗日八年，创造性地探索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有效路径。其中，在“沁源围困战”中，谢富治与陈赓带领部队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历时两年多将日军围困在沁源县城，最终迫使敌人狼狈逃窜，这场战役也成为敌后抗战的典范。八年抗战中，谢富治始终扎根太岳根据地，一手抓军事斗争，一手抓根据地建设，为壮大抗日力量、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的军事生涯迎来巅峰。他与陈赓率领“陈谢兵团”，奉中央之命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豫陕鄂解放区。这一战略行动精准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效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形成了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的有利局面。此后，他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在战场上屡立奇功。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谢富治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份荣誉是对他前半生革命功绩的最高认可，彼时的他，无疑拥有一份光彩夺目、令人艳羡的履历。

然而，权力的膨胀往往会侵蚀人心。建国后，谢富治身居要职，随着地位的日益显赫，他逐渐迷失了初心。在特殊年代，他沦为左倾路线的急先锋，积极参与阴谋活动，秉承“砸烂公检法”的旨意，炮制虚假材料、轻率定案，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严重破坏了法制，造成了巨大灾难。

历史从不纵容恶行。谢富治虽得以“善终”并享尽哀荣，但盖棺未能定论。1980年，他的党籍被开除，所有荣誉被撤销；深夜的八宝山，一辆移灵车在细雨中悄然驶出，没有墓碑，没有旗帜，唯有一纸通告宣告其罪行。曾经的喧嚣与荣光，最终都散作尘埃，只留下一段功过参半、令人唏嘘的历史。正如赵朴初所预见的那样，虚伪的面具终会被撕碎，善恶终有报应。

赵朴初，慈悲为怀亦有铮铮铁骨：初识赵朴初的人，无不被他慈眉善目的面容、谦和有礼的举止所打动，仿佛看到了佛经中慈悲为怀的居士。但这份温和之下，藏着的是明辨是非的标尺与疾恶如仇的风骨。他能在谢富治得势时直言讥讽，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深厚的家学积淀、舅舅的言传身教与一生践行的佛学智慧。

1907年，赵朴初生于安徽安庆太湖县一个显赫的书香世家。从太高祖赵文楷开始，赵家四代皆为翰林，嘉庆帝御赐的“四代翰林”匾额高悬门楣，这份文脉传承在清朝两百多年历史中绝无仅有。赵朴初7岁入塾，13岁才结束私塾生涯，六年的苦读加上母亲的悉心教导，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他的母亲陈慧是虔诚的佛教徒，自幼的耳濡目染，让他对佛学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

左一为赵朴初，中为关絅之

赵家的书法传承同样深厚。太高祖赵文楷是嘉庆年间的状元，书法以帖学为根基，端庄秀润中透着风骨。即便身处碑学大盛的时代，赵朴初仍在家族的熏陶下承袭帖学精髓，早年书法脱胎于李北海、苏东坡，结构严谨，笔力劲健，兼具雍容宽博之气。1987年，赵朴初访问冲绳县立博物馆时，偶然看到赵文楷于1800年所书王维《红豆》诗，诗中“多”字被改为“休”字，他深有感触，挥笔写下“‘多’字何如‘休’字好，长留红豆永相思”的七律，这份对祖辈的景仰与书法的通透，尽显世家风范。

对赵朴初影响深远的，还有他的大舅关絅之。关絅之（1870-1942），湖北汉阳人，17岁中秀才，后投身司法界，曾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在那个国弱民欺的年代，关絅之以一身傲骨坚守司法主权：审理“黎黄氏案”时，他坚决拒绝外国陪审员干涉，力证国人无罪，一战成名上海滩；审理“宋教仁案”时，他顶住压力查明真相，让阴谋大白于天下；“五卅惨案”后，他批驳工部局巡捕房的无理指控，释放爱国学生，回家途中竟遭暗杀未遂。42岁时，关絅之退出司法界皈依佛教，创办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以慈悲之心践行普度众生的信念。

十多岁时，赵朴初因肺病前往武汉舅舅家养病，舅舅发现他书法造诣深厚、诗词功底扎实，便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关絅之对这个外甥要求严苛，第一次看到赵朴初起草的文字便皱眉批改：“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好，但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佛书。”这句话点醒了赵朴初，从此他潜心研读佛经，将儒学、佛学与文学融会贯通。在舅舅的引领下，赵朴初接触到众多高僧大德，逐渐走上了佛教事业与慈善事业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赵朴初拜晚清名士陈曾寿为师，研习诗词书法。陈曾寿工书善画，诗词气息清远超迈，书法出入苏东坡、米襄阳之间，这份风格深深影响了赵朴初。即便到了86岁高龄，赵朴初仍能挥毫书写陈曾寿的《落花诗》，字迹在工整中求变化，于娴熟中求生拙，可见恩师对其影响之深远。1935年秋，经圆瑛法师介绍，赵朴初在上海圆明讲堂皈依佛门，成为在家居士，佛经的智慧进一步滋养了他的心胸与眼界。

以笔为援，以善为刃的家国担当，赵朴初的慈悲从不局限于佛经之内，而是延伸到了家国大义之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铁蹄踏碎上海的宁静，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宋希濂的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危急时刻，赵朴初与圆瑛法师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的名义，组建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这些身着僧衣的救护人员，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生命诠释着“护国爱民”的信念。

同年，上海市长吴铁城召集慈善界领袖成立“慈联会”，赵朴初以中国佛教协会主任秘书的身份当选常务委员，驻会办公。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他四处奔走，说服宁波同乡会大楼、金城大剧院等场所接纳难民，建立起上海第一个难民所。此后三四年间，难民所数量增至五十多处，累计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次，赵朴初也被难民们亲切称为“菩萨再生”。

在救助难民的过程中，赵朴初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深知抗日力量的重要性，开始秘密为新四军输送青年力量。第一批七百多名青壮年、第二批五百多名青壮年，共计一千二百多人经他安排，从黄浦江畔奔赴抗日前线。送别之时，赵朴初挥笔写下“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恬恬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汗。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的诗句，字里行间满是家国情怀。

为了给新四军输送专业人才，赵朴初以培养难童技能为名，创办无线电培训班，培养了五十名学员，其中三十八人被送往新四军，这些人后来成为部队通讯工作的骨干力量。在此基础上，他又与陈鹤琴创办慈联职业学校，二三百名难童在这里学习技能，其中112人主动加入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新四军，为抗日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抗战时期，赵朴初还担任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理事，在宋庆龄的统筹下，他多方联络，将大量医药、医疗器械、服装等物资运往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宋庆龄曾亲自写信给他，委托其寻找仓库储存物资、联络工人加工军需，赵朴初皆圆满完成任务，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上海解放前夕，赵朴初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托，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上海临时联合救济会，担任总干事。他一方面收容战区难民、看管国民党散兵游勇，维护地方治安；另一方面，出面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交涉，成功接收了大批援华粮食、药品和被服，补充了救济物资的缺口。这份临危受命的担当，彰显了他的大局观与处事智慧。

慧眼识奸，笔墨留史的通透人生，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始终坚守清廉自律的品格。按照规定，他可享受改善住房、更换专车等待遇，但他坚持“三不换”：不换简陋的四合院、不换相处多年的警卫、不换老旧的红旗轿车，被人们亲切称为“三不换副主席”。他的饮食不过两菜一汤，内衣补丁摞补丁，晚年更是将两百五十多万元稿费、奖金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用行动践行着“慈悲济世”的初心。

作为书法大家，赵朴初的字被郭沫若评为“清秀中见气骨”，与林散之、费新我并称当代三大书家。但他始终谦称自己的字只是“文人字”，不求功名，只为抒情表意。正是这份淡泊与通透，让他能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持清醒。他看透谢富治的虚伪与野心，并非依靠小道消息，而是源于对人性的洞察——一个能背弃信仰、制造冤狱的人，即便身居高位，也终将被历史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