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关向应逝世，贺龙得知悲痛不已，对妻子说道：儿子就叫鹏飞吧|关向应|延安|鹏飞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拂晓，晋绥前线指挥部的马号刚刚停歇，一名通讯员匆匆闯进营房，把一纸急电递到贺龙手中。电文只有短短几行：“向应同志，因肺疾，于昨日辰时病逝延安。”灯油摇曳，贺龙怔在原地，汗水顺着鬓角渗进军衣，半晌没合眼的他仿佛被人重重击中胸口。

前夜还在研究作战态势，此刻战友却阴阳两隔。参谋想开口劝一句，却见老总突然把毛巾狠狠摔在桌面，低声嘀咕：“十三年风雨，怎么就走了？”声音嘶哑，话没说完，泪已掉进烟灰缸。那一刻，营房外的虫鸣都显得刺耳。信差悄悄退出，门被风带上，木板震动，却再也掩不住屋里的沉痛。

贺龙与关向应结识于1934年。那年湘鄂西根据地饱受围剿，红三军缺粮缺弹，左倾路线又横加指责，部队士气跌到谷底。关向应奉命出任政委，一到营区就把所有连、营主官叫来，拍着桌子说：“别谁都想当‘驮马’，先把枪管擦亮！”一句俚语，把将士们的火气带了起来。从那以后，他白天陪贺龙排兵布阵，夜里挨个探访病号，与战士同蹲灶口喝黑黢黢的苞谷糊，情分就是在烟火里慢慢熬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两人性格迥异：贺龙爽朗，爱拍桌子；关向应内敛，说话慢条斯理。可真到生死关头，两人配合总能默契到极致。1935年秋，红三军向酉阳突围，后面几个师断粮。贺龙急得直踱步，关向应按住他的肩膀，只用一句“先稳住心，再稳住兵”，贺龙就心领神会。当夜，他们围火堆制定三套方案，翻山越水，仅用两天带出一万五千人，把敌人的口袋硬生生戳破。战士后来回忆：“军长出拳，政委搭桥，咱们就能闯出去。”

多年鏖战，关向应的肺病却像顽固的暗钉。1939年冀中“齐会大捷”后，他连夜咳血，仍扶着炕沿写战报。医生劝他休整，他摇头：“枪声没停，我哪能停？”从一九四一年起，他病情反复恶化，党中央三令五申要他回延安静养。他嘴上说“听组织安排”，转头又把医嘱塞进公文包。直至一九四五年春，他终于无法再撑，被抬上小车送进杨家岭窑洞。那一年，他才四十三岁，已是满头霜发。

延安的夜风干冷，他躺在窑洞里，鼻端却总仿佛闻见晋西羊汤的味道。贺龙东征前专门来探视，拿着粗瓷海碗喂他喝两口。“咸不咸？”“好喝，战士还舍不得放盐呢。”关向应轻轻笑，转身又叮嘱：“老贺，别忘了给孩子取名的事。”贺龙当时只顾点头，哪里料得到这是二人之间最后一次促膝。

一九四四年九月，贺龙长子在延安临盆，屋外雨柱倾倒。护士报喜，同志们涌来道贺，战地浪漫外加一点顽皮，众人七嘴八舌把孩子小名定为“小龙”，大名暂叫“雨生”。关向应闻讯，却托人送来一张油渍字条：鹏飞。“岳武穆字鹏举，盼小家伙将来能展翅长空。”薛明握着字条笑着应下，却因战事匆忙，终究没来得及正式改名。

转回一九四六年七月。延安追悼大会上，八路军总司令部的黑纱低垂，柞树叶在热浪里无力摆动。毛泽东礼赞他“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朱德称其“政治工作的楷模”。人群里，贺龙的肩膀微微颤动，一句“向应啊，你放心走”喃喃溢出，再无下文。返程途中，他握着妻子的手臂，突然说：“孩子不能叫雨生了，就用向应的字——鹏飞。”薛明眼眶一红，没有多问，只轻轻点头。

名字改了，可更多无法弥补的空缺留在前线。那段时间，贺龙常在地图上划线到一半停笔，然后发呆良久。随员汇报，才惊觉他没听进去。夜深，他摸出那篇《哭向应》的手稿，墨迹斑驳：“同甘共苦十三秋，岂料今生难再见。”纸被翻到起皱，可他始终舍不得交印。

值得一提的是，“鹏飞”这个名字后来随长子走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到国防科研岗位，辗转数十年，成为父辈情谊的见证。外人只知那是岳飞的典故，很少有人晓得背后隐藏着一位政委的未竟心愿。

再把时钟拨回红军时期。若无关向应在洪湖突围时那句“丢人可以，丢枪不行”，也许红三军无法保住半数骨干；若无他东渡黄河前夜顶着高烧开动员会，也就没有120师后来在晋西的根基。历史很少垂青体弱之人，可他硬是在病痛间撑出了关键抉择的清醒。贺龙对外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向应比我稳，他在，心里面就踏实。”

遗憾的是，战火能熬炼钢铁，却救不了一双被血与尘反复侵蚀的肺。抗战胜利后，关向应本想随军回东北，履行“白山黑水再相见”的诺言，然而病魔根本不给机会。医生开来美国援华物资里的罕见链霉素，他让护士退回：“那么多人等着救命，别只顾我。”当时延安药品几乎清零，他宁可咳血，也不愿独占珍药。有人劝他至少试一针，他摆手：“省着留给前线轻伤员，活下来的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