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0日，夜宿吉安小站，北风卷着煤烟往车厢里钻。车窗外黑得发亮，刚从广州执行任务返京的杨成武却毫无睡意。他忽然对随行参谋说了句：“明天拐去章水，我要找个人。”参谋愣住，杨成武补了一句，“找张赤男的墓。”这位上将胸口的那块红星，在暗淡的灯泡下闪了两下，然后归于沉寂。
二十年前的正月初十，大余新城的稻田已结冰渣。红十一师正面强攻，火力被两口鱼塘夹住，寸步难行。政委张赤男发现前沿阵地上一个小通信员突然暴露，他腾地站起，大喊：“卧倒！”话音未落，一颗子弹穿过头盔，他后仰倒地，只剩26年青春。杨成武和王良扶着他时，能感觉到生命像山间雾气一样散开。战后，杨成武亲自立碑，“张赤男烈士之墓”七个字刻得不甚工整，却深深嵌进许多战士的心里。
再往前推三年，1927年的闽西长汀。省立第七中学一间张家祠堂，昏黄油灯下，青年教员张赤男正在讲军阀割据和北伐胜利的意义。杨成武坐在最后一排，听得脑门发烫。课后张赤男递给他一本《新青年》，说得干脆：“书上写的，不止是道理，更是路。”那一年，杨成武16岁，张赤男24岁，乡音相近，一来二去便生出信任，后来干脆睡在同一张硬木板床上，商量“怎么去闹革命”。
1929年元月夜，古城的民团枪械堆在团部。张赤男联合地下党把团长刘明辉支走，又让其回部队下令“放假”——典型的“借刀杀人”。子夜时分，杨成武带着几十名农会会员顺手牵枪，一共二十多条。枪一到手，第二天就烧田契、开仓分粮。此举把郭凤鸣气得直跺脚，却又奈何不了游击队一头扎进深山。没几周，毛泽东、朱德长驱直入汀江，两条战线胜利会师，张赤男的“农民枪”升级成红军编制，杨成武从“学生娃”变成政治指导员。
闽西岁月极苦，也极练兵。乌江夜渡，一声枪响差点点燃整个纵队的“谣风”。萧克后来回忆：幸亏有张赤男稳在阵前，才没让队伍崩散。文家市突围、吉安夜追、龙冈合围……从1929到1931，红三纵——后来的红十二师——像是一把越磨越亮的钢刀，而张赤男就是那位日日打磨的师政治委员。没抽过一支烟，没喝过一口酒，连双草鞋都是自己搓的。战士们常说：“张政委的鞋底比我们的脸都干净。”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连轴转，张赤男更多时候在最危险的缺口。龙冈战斗，全歼张辉瓒十八师；富田伏击，俘副师长王庆龙；黄陂突击，子弹和迫击炮弹像雨点，他却径直冲锋。有人问他怕不怕，他笑答：“怕？怕浪费子弹。”这句半玩笑的话如今听来，仍透着那股闽西汉子耿直。
然而在大余，新城前沿那道清晰的枪声戛然而止了全部传奇。杨成武和战友流着泪，把带血的黄土一锹一锹拍实，竖起那块粗糙石碑。随后，部队急行军向赣南转移，谁都没料到，这块碑会在炮火与风雨中渐渐归于泥土。
1949年后，天翻地覆。可是杨成武一直记得那晚的呐喊。于是1950年12月，吉安改道。第二天，章水两岸已是绿树成荫，小丘连绵。曾经的荒凉丘壑被村舍和茶园取代，旧道也换成水泥路。杨成武循着模糊记忆走遍七八里地，问了三四位老农。一位白发老者摇头叹气：“石碑？三八年打仗，石头都被炸得老高喽。”杨成武默默点头，没有再追问。
傍晚，夕阳贴着水面。杨成武停在一棵老樟树下，摸出军帽里那张折得油亮的小照片——张赤男身着灰布旧军装，神情坚毅。风一吹，照片边角轻微翻起，像是要说话。随行参谋低声问：“首长，要继续找吗？”杨成武把照片折回帽檐，声音不高：“不用了，碑在心里，移不走。”
翌日清晨，火车向北。章水在车窗外迅速后退，像一卷过去的战地日记。没有哨音，也没有敬礼，张赤男的故事就这样留在了那片丘陵。杨成武轻轻合上眼，车厢再次陷入安静，只剩铁轨与风的碰撞声，断断续续地讲述着未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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