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砰”地一声关上，震得我心口一哆嗦。
不是我关的。
是两个穿着白衬衫、表情像冰块一样的男人，他们一左一右，把首长从后座上“请”了下来。
那动作，说是“请”，其实跟“架”没什么区别。
首长的军帽歪了，别在腰间的武装带松松垮垮，那张往日里不怒自威的脸，此刻灰败得像掉了色的旧报纸。
他没看我，一眼都没看。
他的眼神越过我的头顶，望着机关大院里那棵有些年头的歪脖子槐树，树上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跟奔丧似的。
我叫李卫东，二十六岁，给首长开了三年车。
整整三年。
每天开着那辆擦得锃亮、能在太阳底下晃瞎人眼的伏尔加轿车，穿梭在这座城市的权力心脏。
我以为这车能一直开下去，开到我评上先进，开到我儿子能进机关幼儿园，开到我李卫东也算个人物。
可今天，我知道，到头了。
周围死一样地寂静，然后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引爆了，窃窃私语声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我坐在驾驶座上，手还搭在方向盘上，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首长手心的温度。
他有手心冒汗的毛病，一到关键时刻就冒汗。
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好奇的、幸灾乐祸的、怜悯的，像无数根针，扎在我身上。
我成了动物园里的猴子。
不，是跟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的鸡。
“小李，你也下来，配合调查。”一个冰块脸敲了敲我的车窗。
我机械地推开车门，腿肚子有点软。
阳光刺眼，我有点晕。
首长被带走了，从我身边经过。
就在那一瞬间，他那只总是戴着军用手套、此刻却裸露着的手，飞快地往我裤子口袋里塞了个什么东西。
一个纸团。
硬邦邦的，硌得我大腿生疼。
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不敢动，不敢低头，甚至不敢呼吸。
我感觉那个敲我车窗的冰块脸，视线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愣着干什么？走！”他推了我一把。
我踉跄了一下，顺势把手插进口袋，死死攥住那个纸团。
那晚，我被问了很久的话。
一间小屋子，一盏大灯泡，晃得我眼花。
对面坐着两个人，还是那副冰块脸。
他们问得很细，从我哪年哪月开始给首G长开车，到他每天几点出门、几点回家，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
我就像个复读机，一遍一遍地重复。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就是一个司机，一个开车的，我能知道什么？
首长在后座上打电话，我能听见，但我敢往心里记吗？
他跟人吃饭，我在外面等着，有时一等就是半宿，我能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我就是一个臭开车的。
“他平时……有没有给你什么东西？”一个冰块脸突然问。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东西？什么东西？”我装傻，“除了工资，啥也没有。哦，过年的时候，会发点年货，米、面、油，大家都有。”
“我是说，私下里。”
“没有，绝对没有。”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领导的纪律我懂，不该拿的绝对不拿，不该问的绝对不问。”
他们盯着我，看了很久。
久到我后背的汗把衬衫都浸透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记住，今天的事，不许对任何人说。”
我点头如捣蒜。
从那间小屋子出来，腿都是飘的。
回到家，老婆小娟还没睡，抱着三岁的儿子宝儿，坐在小马扎上等我。
灯光昏暗，把她的脸照得蜡黄。
“卫东，你回来了。”她看见我，像看见了救星。
“嗯。”我应了一声，浑身脱力。
“到底……到底出什么事了？”她声音都在发抖。
我没说话，走到床边，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被我手心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纸团。
我颤抖着手，把纸团一点一点展开。
是一张从烟盒上撕下来的锡纸，揉得皱巴巴的。
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
一个地址。
字迹潦草，甚至有些歪歪扭扭，看得出写的时候很急，也很用力。
“这是什么？”小娟小声问。
“一个地址。”
“谁给你的？”
“首长。”
小娟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他……他给你这个干什么？卫东，这事我们不能掺和！你听见没有！”她的声音陡然尖利起来。
“我不知道！”我吼了一句。
宝儿被吓醒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顿时心烦意乱。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是为什么？
一个贪污犯，一个马上就要蹲大牢的人，在最后关头，塞给我一个地址。
这是什么意思？
是想让我去给他取赃款？还是想让我去联系他的同伙？
或者，这是一个陷阱，一个专门给我这种小人物挖好的坑？
我越想越怕，手里的锡纸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扔了！卫东，你现在就把它扔了！烧了！”小娟哭着说，“我们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
我苦笑。
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单位的通知。
停职。
接受调查。
那辆我擦了三年的伏尔加，换了新的司机。
新司机姓张，以前是开大解放的，见到我，眼神躲躲闪闪，像做了贼。
我明白，我的位置，被他顶了。
院子里的风言风语更多了。
以前见面热情地喊我“李师傅”的人，现在看见我，要么绕着走，要么低着头假装没看见。
就连食堂打饭的大妈，给我舀菜的时候，勺子都颠得比谁都厉害。
人情冷暖，真是比夏天翻脸还快。
我成了瘟神。
小娟单位也不好过，她是纺织厂的女工，厂里人多嘴杂，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哎，听说了吗？小娟她男人，就是那个给大官开车的，出事了。”
“可不是嘛，官都倒了，他一个司机还能好？”
“早就看他不对劲，年纪轻轻的，开小车，穿皮鞋，油头粉面的。”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割在小娟心上。
她回家就哭。
“卫东，我们搬家吧，离开这儿。”
搬家？
谈何容易。
我们住的是单位分的筒子楼，一个月才几块钱房租。
搬出去，住哪？喝西北风吗？
那段时间，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哪儿也不去。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屋子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反复琢磨那个地址。
“南城市，解放路，142号。”
南城？
那是个南方的小城市，离我们这儿，坐火车要一天一夜。
首长是南城人。
这个我倒是知道，听他跟人聊天时提起过。
142号……会是什么地方？
是他的老家？还是他藏东西的地方？
我的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一个小人儿说：“去！必须去！这可能是你翻身唯一的机会！万一首长留了东西给你呢？他平时对你不薄，临倒台了，还想着你。”
另一个小人儿说：“不能去！这是个火坑！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能给你什么好东西？肯定是让你去送死！你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想想你的老婆孩子！”
我快被逼疯了。
一天晚上，我喝了点酒。
酒壮怂人胆。
我把那张锡纸拍在桌子上，对小娟说：“我决定了，去一趟。”
小娟愣住了，随即眼泪就下来了。
“你疯了？李卫东，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我眼睛通红，“我再不疯，我们一家三口就得饿死！”
“现在只是停职，又不是开除！等事情调查清楚了，不就好了吗？”
“调查清楚？”我冷笑，“你太天真了。首长倒了，他身边的人，还有好果子吃？不把我当成同伙处理，就算我祖上积德了！”
“那也不能去啊！那地方是龙潭虎穴啊！”
“是龙潭虎穴，我也得去闯一闯！”我一拳砸在桌子上，“我不想让宝儿以后指着我的脊梁骨，说他爸是个没用的废物！”
那天晚上，我们吵得很凶。
是我这辈子跟小娟吵得最凶的一次。
最后，小娟哭着跑回了娘家。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桌上那张锡纸，在灯光下闪着诡异的光。
去，还是不去？
我一夜没睡。
天亮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
去。
我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一百二十块钱，缝在了内裤里。
给小娟留了张字条。
“我走了。如果我一个月没回来，你就改嫁吧，别等我。”
然后，我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1985年的绿皮火车，又慢又挤。
车厢里混合着汗臭、脚臭、方便面和厕所的味道，熏得人头晕。
我买的是硬座，过道里都挤满了人。
我缩在角落里，两天一夜，没怎么合眼。
我不敢睡。
我怕我睡着了，缝在内裤里的钱，会被人偷走。
那是我全部的家当，也是我的退路。
火车“哐当哐当”，像一个疲惫的老人，慢悠悠地往前挪。
我的心，也跟着这节奏，七上八下。
我不知道，这趟旅程的终点，等待我的是什么。
是金山银山，还是万丈深渊？
到了南城，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和北方的干爽完全不同。
这里的空气，黏糊糊的，像化不开的麦芽糖。
南城比我想象的要小，也更破旧。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骑楼，墙皮斑驳，露出里面的红砖。
到处都是骑着自行车的男男女女，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汇成一片嘈杂的交响乐。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解放路。
这是一条老街，路面是青石板铺的，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
我从街头走到街尾，来来回回，找了三遍。
140号，144号……
就是没有142号。
140号和144号中间，是一堵墙。
一堵灰色的、爬满了青苔的墙。
墙上开了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门。
门上没有门牌号。
门是虚掩着的。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我的手心，又开始冒汗了。
首长的毛病，好像传给我了。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门。
门后是一个小院子，种着一架葡萄。
葡萄藤下，坐着一个老太太，正在择菜。
老太太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褂子，很干净。
她听到声音，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平静，像一潭古井。
“你找谁？”她问，声音沙哑。
“请问……这里是142号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这里没有142号。”老太太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我找错了？
或者，这根本就是首长的一个恶作G剧？
“那……那请问，您认识一个叫……周文海的人吗？”
周文海，是首长的名字。
老太太择菜的手停顿了一下。
她抬起头，重新打量我。
这一次，她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像两把锥子，要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透。
“你是谁？”
“我……我是他以前的司机。”
老太太沉默了。
院子里只有风吹过葡萄叶的“沙沙”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开口。
“他让你来的？”
“是。”我赶紧点头，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锡纸，“他给了我这个。”
老太太接过锡纸，凑到眼前，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然后，她叹了口气。
“进来吧。”
我跟着她走进屋子。
屋子很小，光线昏暗，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已经泛黄。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英气勃发。
是年轻时的首长。
照片旁边，还有一个女人的照片，梳着两条大辫子，笑得很甜。
“那是我女儿。”老太太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旁边那个，是文海。”
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们以前，是夫妻。”老太太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首长……结过婚？
我从来没听他提起过。
也没见过他有家人来探望。
“后来，离了。”老太太说，“文海去了北方，官越做越大。我女儿，病死了。”
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他让你来，有什么事？”老太太问。
“他没说，就给了我这个地址。”
老太太又沉默了。
她走到墙角的一个旧木箱子前，从里面拿出 G一个布包。
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封信。
信封已经黄得不成样子。
“这是他走之前，留下的。”老太太把信递给我，“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叫李卫东的年轻人拿着地址找来，就把这封信交给他。”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接过那封信，感觉有千斤重。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让你看了信，自己决定怎么做。”
我拆开信封。
信纸很薄，是那种最便宜的学生用纸。
上面的字，还是那么潦草，那么用力。
“卫东：
展信安。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身陷囹圄了。
不要怕，也不要怨我。
我这一生，起起落落，见过风光，也尝过落魄，没什么好遗憾的。
唯一亏欠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女儿，思纯。
我走的时候，她才五岁。我答应她，过年就回去看她。
可我食言了。
这一别，就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恨我。
另一个，就是你。
你跟了我三年，兢兢业业，没出过一次错。
我出事，一定会连累你。
是我对不住你。
这封信里，有两件事。
第一，去帮我看看思纯。她应该还在南城，在城南的红星棉纺厂上班。你告诉她，她妈留下的那个镯子，我一直收着。还有，跟她说，爹对不起她。
第二，这个地址，是思纯她外婆家。她外婆，是个苦命人。你如果方便，逢年过节，替我去看望一下老人家。
箱子里，还有五百块钱。是我这些年存下的津贴，是干净的。你拿着，一半给你，一半给思纯。
不要去找我，也不要试图为我做什么。
忘了我，好好过你的日子。
周文海 绝笔”
信很短。
我却看了很久。
看完，我的眼睛湿了。
我一直以为，首长是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现在我才知道，他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
他是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
但他不是个坏人。
至少，对我，他仁至义尽。
“信，看完了？”老太太问。
“嗯。”我点点头，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箱子里有钱，你去拿吧。”
我摇摇头。
“老奶奶，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
“这是首长留给您和……和他女儿的。”
老太太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点亮光。
“你是个好孩子。”她说。
我在老太太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揣着那封信，和老太太给我画的简易地图，去找红星棉纺厂。
红星棉纺厂在城南，是个大厂，有好几千工人。
门口人来人往，都是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工。
我站在门口，有点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周思纯长什么样。
信里也没说。
我只能一个一个地问。
“同志，你好，请问你认识周思纯吗？”
“周思纯？哪个周思纯？”
“不知道，二十多岁，她父亲叫周文海。”
大部分人都摇头。
“没听说过。”
“我们厂里姓周的多着呢，谁知道是哪个。”
我从早上问到中午，问得口干舌燥，也没问出个所以然。
我有点泄气。
南城这么大，一个棉纺厂就几千人。
找一个人，简直是大海捞针。
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大姐叫住了我。
“小伙子，你找周思纯干什么？”
大姐四十多岁，嗓门很大，有点胖。
“我是她……她父亲的朋友，受她父亲所托，来看看她。”
“她爹？”大姐撇撇嘴，“她哪儿来的爹？她就是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
我心里一沉。
看来，思纯在这里的日子，不好过。
“大姐，您知道她在哪儿吗？”
“知道，跟我来吧。”
我跟着大姐，走进了厂区。
厂区很大，机器轰鸣，空气中弥漫着棉絮和机油的味道。
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车间，最后在一个最偏僻、最破旧的角落停了下来。
这里是仓库。
一个年轻的女孩，正费力地把一捆捆棉纱往货架上搬。
女孩很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头发用一根布条随便扎着。
她的脸很脏，沾满了灰尘和汗水，看不清长相。
但那双眼睛，又大又亮，跟照片上她母亲的眼睛，一模一样。
“喂，周思纯，有人找！”大姐扯着嗓子喊。
女孩回过头，警惕地看着我。
“你找我？”她问，声音沙哑，带着一丝戒备。
“你好，我叫李卫东。”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我没有父亲。”她冷冷地说，转过身，继续搬棉纱。
她的后背，对着我。
那是一个倔强的、充满了敌意的后背。
我碰了一鼻子灰。
那个大姐幸灾乐祸地看了我一眼，扭着屁股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有些尴尬。
我该怎么办？
直接走人？
不行。
我答应了首长。
我走到她身边，说：“你父亲……他让我给你带了封信。”
她搬运的动作停住了。
但她没有回头。
“我不想看。”她说，“你拿走吧。”
“他还让我告诉你，你母亲留下的那个镯子，他一直收着。”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她。
她猛地回过头，死死地盯着我。
“你说什么？”
“他说，那个镯子，他一直收着。”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她又黑又亮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咬着嘴唇，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把信递给她。
她没有接。
“你念给我听。”她说。
我只好把信拿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念到“爹对不起她”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哭得撕心裂肺。
像一个受了委屈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
仓库里，只有她的哭声，和机器的轰鸣声。
我静静地站着，没有劝她。
我知道，她需要哭一场。
哭了很久，她才慢慢停下来。
她用脏兮兮的袖子，擦了擦眼泪。
“谢谢你。”她对我说。
“不客气。”
“我……我能看看那封信吗？”
我把信递给她。
她接过去，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非常仔细。
看完，她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贴身放着。
“我爹他……他现在怎么样了？”她问。
我犹豫了一下。
“他……他犯了点错误，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我尽量说得委婉一些。
她惨然一笑。
“他那种人，不犯错误才怪。”
话虽然这么说，但她的眼神里，却充满了担忧。
“他……他会坐牢吗？”
“我不知道。”
我们沉默了。
“你……你叫李卫东？”她突然问。
“对。”
“谢谢你，李大哥。”
这一声“李大哥”，叫得我心里暖洋洋的。
“你……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我？”她自嘲地笑了笑，“我能有什么打算？就在这儿，干到死呗。”
“你没想过……离开这儿？”
“离开？去哪儿？”她反问我，“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野丫头，除了有一身力气，还会什么？”
我无言以对。
是啊，在 G这个年代，一个没有文凭、没有背景的女孩，能去哪儿呢？
“你……你外婆还好吗？”她突然问。
“挺好的。我昨天刚见过她。”
“那就好。”她松了口气。
那天中午，思纯请我吃了顿饭。
在厂门口的一个小饭馆。
她点了一个炒青菜，一个豆腐汤。
她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
我把信里的那二百五十块钱拿出来，推到她面前。
“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
她愣住了。
“我不要。”她把钱推回来，“他的钱，我嫌脏。”
“这不是脏钱。”我说，“这是他这些年攒下的津贴。”
“我不要！”她的态度很坚决。
我没办法，只好把钱收回来。
吃完饭，她要回厂里上班。
我送她到门口。
“李大哥，你……你什么时候走？”她问。
“可能……就这两天吧。”
“哦。”她低下头，看不清表情。
“思纯，”我说，“你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你外婆。”
“我知道。”
“还有，别太累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走进了工厂。
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啊。
如果不是因为家庭的变故，她应该像其他女孩一样，穿着漂亮的裙子，在父母面前撒娇，而不是在这里，干着比男人还重的活儿。
我回到老太太家。
把见到思纯的经过，跟老太太说了一遍。
老太太听完，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孩子，命苦。”
“老奶奶，那二百五十块钱，思纯不要，您收着吧。”我把钱拿出来。
老太太摆摆手。
“我一个老婆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你拿着吧，你从北边过来，也不容易。”
“不行，这钱我不能要。”
我们推来推去，最后，老太太说：“这样吧，钱你先拿着。以后，你每年替我给思纯她妈上上坟，这钱，就当是路费了。”
我只好收下。
在南城，我又待了两天。
我想看看，自己还能为思纯做些什么。
我发现，思纯在厂里的名声很不好。
大家都说她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野种，说她清高，不合群。
厂里有些男青年，看她长得漂亮，又孤身一人，就经常去骚扰她。
思纯不理他们，他们就变本加厉，说些难听的闲话。
我听了，气得肺都要炸了。
我找到了那个带我去找思纯的胖大姐。
我请她吃了顿饭，又给她塞了二十块钱。
“大姐，以后，还请您多照顾照顾思纯。”
胖大姐收了钱，态度立马变了。
“哎呀，李兄弟，你太客气了。思纯那孩子，其实人不错，就是性子倔了点。你放心，以后有大姐我罩着她，没人敢欺负她。”
我知道，钱不是万能的。
但有时候，钱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
做完这些，我觉得，自己也该走了。
我向老太太告辞。
老太太把我送到门口，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是个好人。以后，常来看看。”
我点点头。
“会的，老奶奶。”
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我的心情，比来的时候，要平静许多。
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些，算不算完成了首长的嘱托。
但至少，我尽力了。
回到家，小娟已经回来了。
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
“你死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
我抱着她，拍着她的背。
“我回来了。”
我把去南城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卫东，你做得对。”她说。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你不怪我？”
“怪你什么？怪你差点把家底都折腾光了？还是怪你差点把我也折腾没了？”她白了我一眼，眼圈却红了，“你要是真的拿了首长的钱回来，我才看不起你。”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风波，渐渐平息了。
首长的事，最终定性为“严重违纪”，被判了十五年。
我的问题，也调查清楚了。
结论是“被蒙蔽”，给了我一个“记大过”的处分，然后，把我从机关车队，调到了后勤处，成了一个管仓库的。
从开伏尔加的李师傅，变成了看仓库的李老头。
工资降了一半。
很多人都觉得，我这辈子，算完了。
我也一度这么认为。
管仓库是个闲差，也是个得罪人的差。
每天跟一堆破铜烂铁打交道，还要提防着别人顺手牵羊。
以前那些称兄道弟的人，现在见了面，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心里憋屈，但没地方说。
我开始酗酒。
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就跟小娟吵架。
小娟不跟我吵，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有一天，我喝多了，把家里唯一一个暖水瓶给砸了。
宝儿吓得直哭。
小娟抱着宝儿，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失望。
“李卫东，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人吗？”
那一刻，我清醒了。
是啊，我这是在干什么？
自暴自弃？
给谁看？
首长在信里说，让我好好过日子。
我这样，算好好过日子吗？
我冲到水龙头下，用冷水浇了自己一个透心凉。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为了小娟，为了宝儿，我也得重新站起来。
我开始认真地管仓库。
把那些堆积如山的破烂，分门别G类，登记造册。
哪个部门领了什么东西，谁签的字，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年底盘点，一笔糊涂账，被我理得清清楚楚，一分钱不差。
后勤处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有你的。”
我知道，这只是客套话。
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
我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平淡，但踏实。
我每个月，都会给南城的思纯写一封信。
告诉她，我很好，让她也好好照顾自己。
她也回信，信很短，总是那几句话。
“李大哥，我很好，勿念。”
“天冷了，多穿衣服。”
“祝你和嫂子、宝儿身体健康。”
每年清明，我都会请假，去一趟南城。
给思纯的母亲上坟。
然后，去看看老太太。
老太太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但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
她会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很多话。
说思纯小时候的事，说首长年轻时候的事。
每一次，我都会把那二百五十块钱拿出来，说：“老奶奶，这钱，您拿着吧。”
每一次，她都会摆摆手，说：“等你下次来。”
1990年，宝儿上小学了。
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加上管仓库学到的手艺，在单位门口，开了一个小小的修理铺。
修自行车，修收音机，修电风扇。
手艺好，人也实诚，生意竟然还不错。
小娟辞掉了纺织厂的工作，来店里帮我。
我们俩，起早贪黑，虽然辛苦，但心里很踏实。
因为，我们是在为自己干。
那一年，我收到了思纯的一封信。
信里说，她要结婚了。
对方是厂里的一个技术员，人很老实，对她很好。
信的最后，她说：“李大哥，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我当然要去。
我带着小娟和宝儿，一家三口，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思纯的婚礼，很简单。
就在厂里的食堂，摆了三桌。
新郎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看起来很斯文，也很靦腆。
他拉着思纯的手，一脸的幸福。
思纯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是她自己做的。
她化了淡妆，很美。
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新娘。
婚礼上，她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
“这是李大哥，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成了她的亲人。
老太太也来了。
她坐在主桌，看着思纯，笑得合不拢嘴。
婚礼结束，思纯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布包。
“李大哥，这是我还你的钱。”
我打开一看，是二百五十块钱。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傻丫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还了？”
“不行，这钱我必须还。”她很坚持，“我现在有家了，能自己挣钱了。”
我拗不过她，只好收下。
“思纯，”我说，“以后，好好过日子。”
“嗯。”她重重地点头，眼睛里，闪着光。
从南城回来，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修车，看店，带孩子。
日子像流水，波澜不惊。
1995年，我把修理铺扩大了，开始卖家电。
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在城里，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虽然不大，但很温馨。
搬家那天，小娟抱着我，哭了。
“卫东，我们总算有自己的家了。”
我也很感慨。
十年了。
从那个一无所有、被人看不起的司机，到今天，我李卫东，也算是在这个城市，扎下根了。
这一切，都源于十年前，首长给我的那个地址。
那个地址，没有给我带来金钱，也没有给我带来权势。
但它，给了我一个机会。
一个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
它让我明白，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
有时候，守住一份承诺，守住一份良心，比什么都重要。
2000年，首长出狱了。
他提前了五年。
据说，是G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又检举揭发了其他人的犯罪事实，立了功。
这个消息，我是从以前车队的一个老同事那儿听说的。
老同事说，首长出来后，谁也没联系，一个人，悄悄回了南城。
我心里，百感交集。
我想去看看他。
又怕，打扰他。
我给思纯打了个电话。
“思纯，你……见到他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见到了。”思纯的声音，很平静。
“他……还好吗？”
“不好。”思纯说，“他病了，很重。”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什么病？”
“肝癌，晚期。”
我挂了电话，当天就买了去南城的火车票。
我找到思纯家。
开门的是思纯的丈夫，小王。
他比几年前，成熟了许多。
“李大哥，你来了。”
“他……在哪儿？”
“在里屋。”
我走进里屋。
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鼻而来。
床上，躺着一个老人。
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
如果不是那双眼睛，我根本认不出，他就是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首长。
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思纯坐在床边，正在给他削苹果。
“爹，李大哥来看你了。”思纯说。
他缓缓地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神，很浑浊，像是蒙了一层雾。
他看了我很久，才认出我来。
“是……卫东啊。”他的声音，像破了的风箱。
“首长。”我走到床边，叫了一声。
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不……不要叫我首长。”他喘着气说，“我……不是什么首长了。”
“你永远是我的首长。”
他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你……过得好吗？”他问。
“好，我很好。”我把小娟和宝儿的照片拿给他看，“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儿子。”
他凑近了，看了半天。
“好……好啊。”
“首长，你当年给我的钱，我没要。”我说，“我用自己的手，挣了钱，买了房，开了店。”
“好……好样的。”他赞许地点点头。
我们在屋里，聊了很久。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他在听。
我把我这十多年的经历，都告诉了他。
他听得很认真，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卫东，”他说，“我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但是，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首长……”
“思纯，”他转向女儿，“爹……对不起你。”
“别说了。”思纯的眼泪，也掉了下来，“都过去了。”
“不……我要说。”他抓住思纯的手，“你妈……她是个好女人。是我……是我混蛋，是我辜负了她。”
“我知道。”
“那个镯子……还在吗？”
“在。”思纯从手腕上，褪下一个银镯子。
镯子很旧了，上面刻着G很简单的花纹。
“戴上……让我看看。”
思纯把镯子，戴回手腕上。
首长伸出干枯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个镯G子。
他的眼神，变得很温柔。
“像……真像啊。”他喃喃地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思纯像她的母亲。
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思纯家。
半夜，我被一阵哭声惊醒。
是思纯。
我赶紧跑过去。
首长，已经走了。
他走得很安详，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
他的手，还紧紧地握着思纯的手。
首长的葬礼，很简单。
只有我们几个人。
我，小娟，宝儿，思纯，小王，还有老太太。
老太太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是被人扶着来的。
她看着首长的遗像，没有哭，只是不停地叹气。
“文海啊文海，你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是啊，图个啥呢？
我也不知道。
安葬了首长，我向思纯告辞。
“李大哥，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思纯拉着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常回来看看。”
“会的。”
我回到北方，生活，还在继续。
我的家电生意，越做越大，开了好几家分店。
宝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
小娟胖了，也老了，但我们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我还是会每年去南城。
去给首长和思纯的母亲上坟。
去看望老太太。
老太太在首长走后的第二年，也去世了。
她走的时候，很安详。
思纯说，她临走前，一直念叨着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是她的女儿。
另一个，就是首长。
我想，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应该已经团聚了吧。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个地址。
“南城市，解放路，142号。”
那个不存在的门牌号，却改变了我的一生。
它像一根线，把我，和首长，和思纯，和老太太，这些原本毫不相干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让我见证了一段尘封的往事，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情义。
如今，我也老了。
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修理铺，早就交给了徒弟打理。
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小娟一起，去公园散散步，下下棋。
偶尔，我也会拿出那张已经泛黄的锡纸。
看着上面那个潦草的地址，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想起那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瞬间。
我知道，首长当初给我这个地址，并不是想让我去发财。
他只是想在生命的最后，为自己亏欠的人，做一点补偿。
而我，很庆幸，我没有辜负他的托付。
我守住了他的秘密，也守住了我自己的良心。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
有些事，转眼就忘了。
有些事，却会记一辈子。
那个地址，就是我会记一辈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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