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印‖ 古代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各族对北京发展的贡献|北京市|契丹|崔文印|汴京|辽代|都城

北京是一个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名城。从都城沿革的角度说，北京作为战国燕的京城叫蓟，作为辽的陪都叫燕京。金自海陵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之后，改燕京为中都。此后，作为元的京城叫大都。明攻下大都之后，改大都为北平。永乐元年 (1403),明成祖决定迁都于此，遂改北平为北京。从此，它一直作为全国的都城，直到现在。三千多年来，北京从一个地区性中心，发展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是与我国古代北方各族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北京的发展历史充分说明，正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

(一)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西北部，北靠燕山，西邻太行，东濒大海，自古就是北方各族通向中原各地的门户。因为，居住在长城以北和东北的各少数民族，他们要和中原接触，从仅有的几个山口越过燕山，或是沿着燕山山麓西北而上，都必须经过北京，然后才有可能南下中原腹地。因此，北京这个地方，很早就成了北方各族人民的交往中心，而最普遍的交往自然就是贸易。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曾作了很好的描述，他说：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考古证明，不仅在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例如在赤峰一带有大量的燕国钱币出土，而且远在日本、朝鲜也有燕国的钱币出土，充分证明了司马迁记载的可靠性。很明白，古代的北京所以能成为“勃碣之间一都会”,正是我国北方各族人民生产发展的结果。

在历史上，由于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欺压，或者由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边陲地区的破坏和掠夺，汉族和其它北方各少数民族也经常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有时则不得不诉诸武力，每当这时，北京又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尽管如此，但有一个事实却颇值得注意，那就是：不论谁占有北京，都不是要摧毁这座城池，而大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北京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营建措施。例如隋炀帝为了经略东北，即于大业四年(608) 开凿了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全长两千余里。利用这条水道可把黄河流域的大批物资直接运抵蓟城，以备军需。永济渠为后来修通南北大运河奠定了基础，这对北方，特别是对北京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少数民族，他们占有北京以后，一方面，他们不能丢弃自己的故乡不管，另方面，他们还要和中原汉族统治者抗衡，因此，他们都不仅把北京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把北京变成了一个在他们统治范围内的政治中心。例如前燕在晋末永和六年 (350)攻拔蓟城之后，即把都城从东北的龙城迁到了这里。特别是辽、金、元相继在这里建陪都和都城，更使北京逐步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不言而喻，没有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强大，北京要取长安而代之是不可能的。确切地说，正是因为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才促进了封建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才促进了北京向全国政治中心的转变，在这里，低估北方少数民族在北京发展史上的作用，显然是错误的。

(二)

据《辽史》记载，太宗会同元年(938)十一月，石敬瑭为了换取契丹的支持，甘当儿皇帝，将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拱手献给了辽，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燕云十六州。辽获得这片土地之后，立即“升幽州为南京”,把北京改成了陪都。三年三月，辽主耶律德光亲临南京，表明了辽统治者对这个地方确是相当重视。金代的梁襄就曾分析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字……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 (《金史》卷九六《梁襄传》)这种看法的确很有道理。

由于辽统治者惯于“岁时游猎”,并没有久住燕京之意，因此，辽并未对燕京进行大规模的营建，它基本上还是沿袭唐幽州的旧治，只是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一组宫室，对附近山水也进行了一定的美化，以备辽主“游幸”。

辽代的建筑大都朴质无华，坚固耐久。连最藐视其他民族的金世宗完颜雍，都以辽建的宫殿为例说过：“宫殿制度，苟务华丽，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金史》卷八《世宗纪》)这话讲在大定二十七年(1187),而辽的宫殿建筑在会同初年，这就是说，仁政殿到这时至少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仍很坚固，不用修缮，很能说明辽建筑的特色。从现存的辽代建筑看，金世宗的话还是不错的。例如山西应县辽代的木塔，历经九百多年，到今天仍巍然挺立。再如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北京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虽经后人修缮，但都保有辽代建筑朴质的风姿，是我国建筑史上宝贵的遗产。

金灭辽以后，开始建都在会宁，即上京，海陵王完颜亮篡权以后，遂于天德三年(1151)四月“诏迁都燕京”(《金史》卷五海陵纪), 贞元元年(1153)正式搬迁，改燕京为中都。此后，直到金宣宗完颜珣于贞祐初年南迁汴京，这里作为金的都城达六十多年之久。

在这六十多年间，金对中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首先就是扩建燕京城，修建宫室)。这次扩建燕城，向东、向南扩展了不少，以至把原在燕城东郊的两燕王墓和原在南苑的刘怦墓都围在了城中。扩建后的中都城，共有城门十三个，东、西、南各三门，唯北则四门。至于宫殿，主持人张浩等取真定潭园的材木，共营建了宫室、凉位十六、应天门十一楹。(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这次扩建燕京城，虽然工程不小，但由于从会宁迁都燕京大得民心，因此，扩建燕城“天下乐然趋之”(《金史》卷八三《张浩传》),不到两年就基本完成了扩建工程。

有一条材料常被误用，这就是赵翼在《廿二史剖记》中说海陵营建燕京宫室，“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皆饰以黄金五采。一殿之成，以亿万计”。据赵翼注云，此条“见《续通鉴纲目》”。然而考之《金史》纪、传，这里所讲根本就不是指营建燕京的宫室，而是指海陵准备对宋用兵，以便亲临前线指挥，而营建的汴京宫室之费。海陵迁都燕京之后，改燕京为中都，称汴京为南京，这在《金史 ·地理志》中有明确记载。卷八十三《张浩传》云：“海陵欲伐宋，将幸汴，而汴京大内失火，于是使浩与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张浩曾以“民力未复”不宜营建进谏，海陵不听。由于张浩有进谏之举，又由于海陵急于对宋用兵，在营建南京宫室时，海陵还另派了个心腹太监梁玩监视工役。梁玩飞扬跋扈，不管工程进行到了何种程度，“珫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虽丞相张浩亦无可奈何，只好“曲意事之”。(见《金史》卷一三一《梁珫传》)因此，海陵本纪说：“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福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廿二史剖记》所引《续纲目》的那段话，显然是从这里脱胎而来，不过，《续纲目》把金的南京(汴京)误作了辽的南京(燕京),并把“二千万”误作了“二十万”也是显然的。我没有为海陵王辩护的意思，但研究历史需要实事求是，决不能张冠李戴。我觉得，上述材料屡被错误地征引，故略辩如上，以免以讹传讹。

自海陵扩展燕京，营建宫室之后，金世宗还营建了太宁宫、香山寺等。不过，这些都是为金统治者享乐而建的，没什么可称道的地方。惟值得一提的，倒是卢沟桥的兴建。

金统治者为了便于把山东、河北的粮食运抵京城，解决中都的吃粮问题，曾修闸节制高良河和白莲潭的水，以通潞水，但由于“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故常从事陆輓，人颇艰之”。(《金史》卷二七《河渠志》)于是打算从金口导卢沟河入潞水，然“役众数年，竟无成功”。(同上)金代最有功德的是大定二十八年(1188)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 (同上)此项工程，由于金世宗去世，未能立即施行。但章宗即位不久，即重申前令，“命建石桥”,终于在明昌三年(1192)三月修成，赐名曰“广利”。卢沟桥横跨永定河，气势磅礴，造形秀美，巧夺天工向有“鲁公输班神勒”之誉。卢沟桥建成之后，虽然卢沟河几经泛滥，但此桥均安然无恙，这不仅说明此桥的坚固，也更说明造桥的位置选择的多么得当。几百年来，卢沟桥给无数行人带来了方便，在北京的发展上，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 三 )

元灭金，中都残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这里建都之后，于中都的东北郊另建了新城，这就是大都。大都的位置，除南有缩北有伸之外，基本就是今天北京城的位置了。

元人为什么要放弃中都旧城而另建新城呢?我认为，不论中都还是大都，其城垣位置的安排，关键都是由宫城的位置所决定的。在宫城位置的选择上，既可以从水源的利用上作出科学解释，但一些荒诞的迷信，在当时也未尝不是一重要因素。例如金海陵在决定迁都燕京时，有司就“图上燕城宫室制度”,求卜善地，海陵回答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金史》卷五《海陵纪》)不管对海陵其人的评价如何，我认为，海陵的这种看法，在封建帝王中还是罕见的，至少他比被封建史家誉为“小尧舜”,而又忌讳城中有坟墓的金世宗要强得多。正是海陵有这种见解，因此，他没有求神问卜，只是在辽旧宫室的基础上，扩建成了金的宫室。宫城位置未变，这就决定了中都的位置视燕京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只是在东、西、南三面展拓了城垣而已。

元在这里建都则不同，元统治者所面临的中都已基本是片废墟，惟东北郊的太宁宫尚完好。这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是金世宗修建的离宫。据《元史 ·世祖纪》载，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初到中都，即“驻跸燕京近郊”,很可能就是住在这里。这里有座小山，据陶宗仪《辍耕录》载：“闻故老言，国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计无所出。时国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贡。既而曰，它无所冀，愿得某山以镇压我土耳。众皆鄙笑而许之。金人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花，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这“故老言”显然是无稽之谈，但从元人把琼华岛称作万岁山、万寿山看，亦很难说与这类传说没有关系；元世祖最终把宫城确定在这里，亦不能排除这种因素。试看明统治者不也是在元延春阁旧址上堆土成山，搞了座镇山，即后来的景山吗!所谓镇山，即镇压前朝，使其不得复兴之意。这类玩艺，在今天看来未免荒诞可笑，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却是一件不可轻视的大事。既然元的宫城选在了金琼华岛、太宁宫附近，这就决定了新的城置必然要以这里为中心。

新的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前些年拆除西直门城楼时，挖出了和义门，这对考察元大都城置具有重要的价值。老北京人又称宣武门为顺城门，阜成门为平则门，朝阳门为齐化门，皆沿元大都旧称，大体可反映，明代的北京除紧缩了元大都的北部之外，其它基本上仍是元大都的旧址。

元大都十分壮观，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惊叹说：“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宜言”。(转引自《读书》第七期《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背景》)马可波罗又描述元大都的宫城说：“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宫上无楼，建于平地，惟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马可波罗纪行》第二卷第八三章、冯承钧译本)

由于金时就修了卢沟桥，又由于元郭守敬精于水利，引昌平白浮泉水入瓮山泊，加大了高梁河的流量，保障了通惠河的水源，因此，运河上的船只可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即后来的什刹海)。水上和陆上交通的便利，大大促进了大都的繁荣，马可波罗对此也作了极好的描述，他说：这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又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同上书第二卷第九四章)这时的大都，已俨然成了世界性大都会，这是北京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在谈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对北京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时，我们并不否认汉族在促进北京的发展上仍起了主导作用。正如翦伯赞先生所指出的：“因为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民族的特权，而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一贯处于先进地位，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汉族都起着主导作用……当蒙古人、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族仍起着主导作用”。(《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契丹、女真、蒙古等作为统治民族的时候，朝廷乃至地方上一些主要官吏一般是不允许别的民族的人来充当的，因此，他们的意志——尽管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在选择北京作都城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志还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之所以能够发展成全国的政治中心，北方少数民族的作用还是举足轻重、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