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我党一贯奉行“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原则，不光重用起义将领，就连后来在功德林的战犯，只要是真心改过，有真才实干的，也不乏被组织启用的。
可却有这样一个人，在老蒋手里的时候是备受重用的“二当家”，我方却说什么都不愿接受此人的投降，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二当家”又是谁呢？
其实，这个人大家应该都见过，因为他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代表我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将领——何应钦。
1890年，何应钦出生在贵州，7岁就进入私塾读书，10岁开始在当地的初等小学就读，靠着一股子韧劲，他一路考进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又在190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贵阳陆军小学堂。
这一步，彻底让他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头扎进了军事的世界。2年后，他又被保送到了武昌陆军第三中学。
当时的中国，革命的火种已经在全国蔓延，在学校里的何应钦也接触到了同盟会的思想，心里就此燃起了救亡图存的火苗。
那年，陆军部选拔留日学生，何应钦又一次被选中，东渡日本进入振武学校。也就是在这里，他遇见了比自己高一期的蒋介石，两人都是留学异乡的军事学子，这段同窗情义，也为他们日后的命运纠葛埋下了伏笔。
在日本的日子里，何应钦不光学习军事，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正式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他和同学们一起回国参战，在沪军都督府当了一名训练科科员，后来又升任营长。
革命的热情褪去以后，他又回了日本继续学业，从振武学校到陆军士官学校，系统的军事教育，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出任校长。正处于人生彷徨期的何应钦，托同学引荐，见到了蒋介石。两人一拍即合，随后何应钦就被任命为军校总教官兼教导团第一团团长。
在黄埔军校，何应钦不像蒋介石那样威严，他做事细致，对学生关怀备至，学生们也很喜欢他。
不过，真正让何应钦站稳脚跟的，还是两次东征。1925年，陈炯明叛军威胁广州革命政权，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出征。
淡水之战，他组织敢死队爬城攻坚，硬是拿下了易守难攻的淡水城；棉湖战役更是惊心动魄，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黄埔军伤亡惨重，阵地几度动摇，何应钦亲自带着卫士队冲锋，死守不退。关键时刻，炮兵连长陈诚一炮命中敌军阵地，才扭转了战局。
这场战役，保住了黄埔军校的根基，也让蒋介石对何应钦刮目相看。经此一役，何应钦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成了蒋介石身边最得力的副手。
可在革命的道路上，何应钦很快就站错了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何应钦成了最积极的执行者。他在上海解除共产党控制的武装，查封工会，逮捕屠杀进步人士，手上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
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无法化解的仇怨。
此后数年，何应钦紧跟蒋介石的步伐，全力参与“剿共”战争。从1930年到1934年，他指挥了第二、三、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可红军灵活的游击战，让他的“稳扎稳打”“分进合击”战术屡屡失效，几十万大军在赣南的崇山峻岭里疲于奔命，最终落得损兵折将的下场。
军事上的失利，并没有让他反思，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他没有选择奋起抵抗，而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寻求妥协。
日军兵临北平城下，何应钦慌了手脚，不敢亲自出面谈判，便派手下熊斌去塘沽，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不仅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还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把华北的门户拱手相让。
2年后，他又和日方达成协议，撤走河北的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彻底出卖了华北的主权。消息传开，全国舆论哗然，骂他是“卖国贼”。可何应钦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逼他联共抗日。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宋美龄等人主张和平谈判，何应钦却力主出兵讨伐。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兵遣将，甚至派飞机轰炸西安周边地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这是想借日军之手除掉蒋介石，自己取而代之。幸好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平安归来，何应钦的野心彻底暴露，两人之间的信任，从此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全面抗战爆发后，何应钦出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参与指挥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在正面战场上，他确实为抵抗日军侵略付出了一些努力，还组织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但他的反共立场从未改变。
1941年1月，他与白崇禧联手策划皖南事变，包围袭击北撤的新四军，造成近万名新四军将士牺牲。
消息传出，周总理悲愤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怒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45年日本投降，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在南京接受日军投降，这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本该扬眉吐气的瞬间，却留下了一个让国人至今都耿耿于怀的细节。
党日军军官递上降书的时候，何应钦竟然弯腰去接，姿态看起来比投降的日方代表还要卑微。对比美军受降时的强硬姿态，他的这个举动，被无数人说“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抗战胜利后，何应钦彻底倒向内战，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他出任国防部长，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可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军心涣散，三大战役接连失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
1949年，何应钦试图与中共和谈，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却遭到了严词拒绝。
新中国之所坚决不接受何应钦的投降，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他是反共的急先锋，从“四一二”政变到皖南事变，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鲜血，血债累累。
其次，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签订了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国家利益，是名副其实的“妥协派”。最后，他政治野心勃勃，反复无常，两次背叛蒋介石，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信任。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所谓“划江而治”，本质上是企图分裂我国，本身就不符合中共“解放全中国”的立场。
1949年年底，何应钦跟着蒋介石逃往台湾。
到了台湾后，他虽然还挂着“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头衔，却早已被剥夺了实权。蒋介石对他心存芥蒂，再也没有重用过他。
晚年的何应钦，把精力放在了文化活动上，参与“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工作，还成了“道德重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偶尔会回忆起过去的峥嵘岁月，却很少提及那些不堪的往事。
1987年10月21日，97岁的何应钦在台北病逝。
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他曾是黄埔军校的总教官，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也曾是抗日战场上的指挥官，为抵御外侮出过力。但他更因反共、妥协、争权夺利，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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