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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的上海城南，上千张八仙桌沿着肇嘉浜一路排开，酱油香混着雪茄味飘出半条街。
杜月笙站在新落成的杜家祠堂前，看着南京政府代表的黑色轿车鱼贯而入，心里正盘算着这场耗费三十万大洋的盛典能给自己挣多少脸面。
谁也没想到，两个小时后，一记清脆的耳光会把这场上海滩最风光的祭祖大典搅得天翻地覆。
张啸林是踩着吉时最后一个到的。
这位青帮三大亨之一特意穿了身进口白色麻纱西装，手里把玩着象牙烟嘴，摇摇晃晃就往祠堂正门闯。
守门的是个十九路军的年轻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拦在路中间："请出示请柬。"
"侬瞎了眼！"张啸林抬手就想推人，他在上海滩横行二十年，除了黄金荣和杜月笙，还没人敢拦他的路。
话音刚落，啪的一声脆响，士兵反手就是一记耳光。
象牙烟嘴"啪嗒"掉在地上断成两截，张啸林捂着脸，整个人都懵了。
周围宾客瞬间安静下来，上千双眼睛盯着这场闹剧。
杜月笙当时正陪着上海市长吴铁城说话，听见动静赶紧挤过来。
他看见张啸林气得浑身发抖，士兵却站得笔直，枪托砸在青石板上咚咚响："上峰命令，凭证入场，不管是谁！"
杜月笙这辈子见过的阵仗不少，但看着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当众挨揍，心里还是第一次这么五味杂陈。
他一把攥住士兵的枪带，脸上堆着笑打圆场："误会误会，自己人。"
转头又拉着张啸林往偏厅走，那时候他手掌心全是汗，倒不是怕张啸林发作，是突然觉得脚底下这千桌流水席，好像没那么稳当了。
当晚宾客散尽，杜月笙让管家把那个打耳光的李姓士兵请到祠堂偏厅。
小兵以为要挨罚，腰杆挺得笔直。
杜月笙却让人端来两碗阳春面，推了一碗过去："小兄弟，今天这事，你觉得自己错了吗？"
"报告先生，没错！"士兵扒拉着面条，"国家正在打仗，十九路军调防上海就是为了守土，我若放没请柬的人进去，就是违反军纪。"
这话让杜月笙心里一震，他想起自己从浦东水果贩混到青帮大亨，靠的不就是"规矩"二字？可今天这规矩，好像真不一样了。
本来想给这士兵塞点钱了事，后来发现人家根本不在乎。
杜月笙让账房取来五千大洋，说是赔张啸林的烟嘴钱，士兵却摇头："长官说过，军人不能拿百姓一针一线。"
最后拗不过，只收下两双新布鞋。
看着士兵敬礼离开的背影，杜月笙突然觉得，自己那些用银子堆起来的门生和面子，在"军纪"两个字面前，好像有点轻飘飘的。
转过天张啸林就闹着要报复，说要让那小兵"消失"。
杜月笙没答应，他让人给报社塞了几条"小黄鱼"，把这事压了下去。
但从那天起，他和张啸林之间好像隔了点什么。
张啸林总说"枪杆子才是硬道理"，杜月笙却开始琢磨，这杆子要是握在保家卫国的人手里，和握在流氓手里，分量到底不一样。
杜祠盛典后的第三个月，杜月笙把手里的烟土生意盘给了别人。
这事让很多门徒看不懂，要知道那可是日进斗金的买卖。
他却把钱投进了中汇银行和恒社纱厂，还立下新规矩：以后收徒弟，得会背《三字经》，只会打打杀杀的不要。
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天，杜月笙正在听戏，听到消息当场就把茶碗摔了。
没几天，他就给十九路军捐了十万大洋买冬衣。
有门徒劝他："先生，这些当兵的上次还让您下不来台。"
杜月笙瞪了他一眼："那是两码事！他们在东北挨冻，咱们在上海穿棉袍，良心上过不去。"
1932年淞沪会战打响，杜月笙组织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三千多人直接开赴江湾前线。
1937年八一三战役时，他亲自押着药品穿越日军封锁线，子弹嗖嗖从车厢边飞过，司机当场牺牲。
后来他跟人说："那天我突然想起杜祠那个小兵，人家说'国家正在打仗'，真是没说错。"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回到上海，特意去看了杜家祠堂。
日军把这里改成了马厩，祖宗牌位扔了一地。
他没让人重修，反而把祠堂改成了浦东中学。
有人问他为啥，他摸着学校的砖缝说："当年祠堂里挨的那记耳光，让我明白了一个理家里的牌位再金贵，国家没了，什么都保不住，这学校能装下千万个'小兵'，比祠堂有用。"
后来张啸林当了汉奸，被军统暗杀在上海。
杜月笙在香港听到消息，只是叹了口气，让人给张啸林的家人送了笔钱。
他心里清楚，从1931年那个耳光开始，他和张啸林就走在两条道上了。
一个守着江湖的旧规矩，一个看懂了时代的新账本真正的面子，从来不是麻纱西装和象牙烟嘴，是国家危难时能挺直腰杆说句"我是中国人"。
这道理，是那个十九路军小兵用一记耳光，教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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