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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农历四月初十这天，太行山深处的南高村（后来改名叫"红槐峪"），村长张顺喜把区小队送来的纸条供在了祠堂正中央。
那会儿村里青壮男子大多跟着八路军打仗去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娃娃。
纸条上写着"日军拟扫荡南高，抢粮抓丁，若来，可战"，底下还压着区小队战士们"血债血偿"的誓言。
全村人对着纸条磕了三个头，这就算是立下了死战的誓言。
当时村里能拿得动家伙的，大多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妇女娃娃。
70岁的耿老太太把家里两把锈迹斑斑的菜刀磨得锃亮，16岁的小枣从爷爷坟里挖出那杆传了三代的猎枪时，枪托上的木头都已经发潮。
9岁的张二嘎带着一群半大孩子在地道里钻来钻去，他们把这当成捉迷藏，只是手里攥着的是削尖的木棍。
日军进村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耿老太太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一人爬上自家屋顶。
等鬼子的先头部队走到院子中央，她猛地拉响了怀里的集束手榴弹。
后来村民在瓦砾堆里扒了三天，也没找着老人的一块完整尸骨，只捡到半片沾着血的蓝布头巾那是她出嫁时戴的。
村里的孩子们比大人更懂得利用地道。
12个年龄在9到14岁的孩子组成了敢死队，他们像小耗子似的钻进连接各家的地道，摸到日军堆放弹药的院子。
最小的张二嘎抱着炸药包钻出来时，被气浪掀了个跟头，后脑勺磕出个血包，他摸着包嘿嘿笑："炸死13个鬼子，我这包磕得值了。"
打谷场那边的动静更大。
妇女们把地雷埋在麦秸垛底下，上面撒了些玉米粒。
日军小队长高桥以为找到了粮仓，乐呵呵地踩上去，整个人直接炸上了天。
后来村民说，那天槐树枝上挂着的碎肉，三天都没掉干净。
日军冲进村里最气派的张家大院时，撞上了27位平均年龄68岁的老人。
这些老头老太太把八仙桌拼在一起，上面盖着浇透了水的棉被，做成简易的"土坦克"。
他们手里拿的有土枪、铡刀，还有磨尖的农具，就堵在大门口。
日军冲了三次，三次都被打了回去。
最后鬼子用上了火焰喷射器，老人们急了，把院里的酱缸、醋缸全砸了，酸臭味混着烟火气呛得人睁不开眼。
再后来，院里传来一阵密集的爆炸声，27个老人，没一个活着出来的。
日军在村里吃了大亏，打算撤退时才发现，真正的陷阱在村外。
民兵早就把葫芦崖边的老藤割断了大半，只留着一层皮。
三百多个鬼子慌不择路去拽藤条，整面崖壁跟塌了似的，人叽里咕噜全滚了下去。
崖底早就插满了削尖的枣木桩，上面还涂着猪粪。
那天晚上，崖底下的哀嚎声，十几里外都听得见。
村里的地道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家家户户的灶台、炕洞都连着地道口，妇女们在里面穿梭着传递消息，孩子们负责埋雷。
日军进了村就跟瞎了似的，走着走着就踩上地雷，或者掉进陷阱。
有个鬼子兵后来在日记里写："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想杀死我们。"
区小队和八路军的一个连其实早就埋伏在附近了。
他们看着村民把日军折腾得差不多了，才从山后包抄过来。
两面夹击之下，日军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场仗打下来，村民们缴获了两门九二步兵炮、六挺重机枪，还有三百多条步枪。
正规军都未必能打出这么漂亮的仗。
战斗结束后，村民在耿老太太家的灶台里发现了一张烧焦的纸条。
上面是全村人联名的誓言："鬼子要粮，咱给铁疙瘩；鬼子要命，咱给他刀。"
那些歪歪扭扭的手印，按得密密麻麻，像一片小小的枫叶林。
八路军把缴获的日军军旗盖在了集体坟茔上，风一吹，旗子上的弹孔呜呜作响，跟哭似的。
后来南高村改名叫"红槐峪"，村口那棵老槐树据说就是高桥被炸飞的地方。
九十年代的时候，有记者去采访当年的幸存者小枣，问她当时害不害怕。
老太太指着村外的太行山说："怕啊，怎么不怕？可怕完了，就得让鬼子更怕。"
现在那棵老槐树还活着，风一吹，叶子沙沙响，好像还在说当年的事。
203户人家，467口人，最后活下来的没几个。
但他们硬是凭着菜刀、土枪、地雷，还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干掉了1039名日军。
这场仗打得惨烈，却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
现在红槐峪村口立着块碑，上面就刻着七个字："那年四月，我们没退。"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是怎么靠着智慧和命，把装备精良的侵略者拖入绝境的。
但只要那棵老槐树还在，只要"红槐峪"这个名字还在，这段历史就不会被忘记。
毕竟，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浸着先烈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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