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十八日，河南开封白茅堤的天空仿佛被撕开一道裂口。据《元史·河渠志》记载，暴雨连降七日，“黄河暴涨，北决白茅堤，平地水深二丈余”。洪水如脱缰野马，冲毁堤坝后分两路奔涌：一路北上灌入山东曹州，淹没济宁、东平；另一路南下侵袭河南归德府（今商丘），所过之处“屋庐尽圮，禾稼荡然”。御史台官员成遵在奏疏中写道：“水势横溃，曹、濮、济、郓皆罹其毒，民死者众。”
洪水未退，元廷的暴政已至。蒙古贵族伯颜以“赈灾”为名，强征河南、山东民田为牧场。《元史·伯颜传》记载其“受赐田两万顷”，灾民李老四的遭遇正是缩影——他仅有的五亩田地被划入伯颜的庄园，蒙古庄头丢给他一只瘦羊：“田归朝廷，羊归你，再闹事就送你去治河！”李老四亲眼见到洪水冲走妻子和幼子，他抱着一根浮木逃到高处，却发现遍地浮尸中夹杂着饿殍——这一年河南大旱，未淹死的百姓早已啃光了树皮草根。而真正奉命治河的工部官员却迟迟未动，中书省右丞相脱脱在朝堂上怒斥：“诸臣各顾私利，视河患如儿戏！”
洪水退去后，黄泛区爆发大疫。《至正河防记》记载，仅曹州一地“病饿死者十之三”。河南杞县幸存者王闰章在碑文中刻下惨状：“人相食，有夫食其妻者，父食其子者。”更残酷的是，元廷竟在灾年加征“河防税”。叶子奇《草木子》痛陈：“白骨蔽野，有司犹按籍征敛，民鬻妻女不能给。”一首刻在开封城墙上的民谣流传开来：“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塔儿白（指元朝白色佛塔），北人欢；塔儿红，南人翻！”
蒙古权贵在朝堂上争吵不休，焦点就一个，如何平息水患？最终，元顺帝拍板，还是要治河！
至正十一年（1351年）春，元廷采纳工部尚书贾鲁“疏塞并举”之策，强征河南、河北、山东十五路民夫十七万，史载“凡年十五至六十男丁，三丁抽二，五丁抽三，敢匿者断其右手”（《元史·河渠志》）。民夫以百人为一“河甲”，颈套浸油牛皮索，十甲连作一里，铁链总长竟达四十里，夜间宿于河滩时，“锁链盘如蛇阵，人卧其上，虱啮如雨”（《南村辍耕录·河工记》）。“锁颈铁环重八斤，磨得喉下白骨见，监工骑马执簿点人，少一具尸首便补三丁。”据《开封路至正十一年丁口册》统计，仅开封一路就征发民夫五万七千人，次年户籍竟消减三万九千户，多系“河殁绝户”。
贾鲁治河采用“石囤木络法”，需将巨石捆扎沉入河底。因石材匮乏，竟以“人代石”充填急流。《元典章·工律》补录条文：“凡溃堤处，河甲就近投水堵口，死一人赏其家盐二斤。”河南民谣泣血道：“汴梁城外鬼火多，半是去年治河哥；背石沉到龙王殿，骨头撑起丞相车。”1351年六月，曹州段堤坝崩塌，监河达鲁花赤阿速卫兵当场将三百民夫捆作“人排”投入决口。“活人坠水时，浪头翻起无数红头巾——那都是血染的裹头布啊！”
为了治河，元廷不仅在生命上漠视河工，甚至在粮草供应上也尽量做到“狗彘不食”，能有多差就多差，能省多少就省多少。
朝廷拨发每日米粮原为一升，经层层克扣，至民夫手中仅剩三合。山东东阿县发现的一处河工墓志铭记载：“吞观音土胀死者日数十人，有食尸者，监工令其自剖腹谢罪。”出土的民夫陶碗底部，多刻有“来世不投河工户”的咒语（河南博物院藏河工文物）。更骇人者，《山左金石志》收录曹州河工营石碑残文：“至正十一年五月，饿殍七百具垒作‘镇河台’，蒙古巫焚尸作法，青烟七日不绝。”同期大都宫廷开支记录却显示，顺帝赏赐治河官员西域葡萄酒达三千瓮（《元内府档案·宣政院卷》）。
残酷的压迫下必定是奋起的反抗。
七月暴雨夜，归德府三百民夫借雷声掩护，以挖河铁镐砸断锁链。暴动者头缠浸血麻布为记，袭杀监工后遁入芒砀山。《蒙兀儿史记·河工变乱录》记载：“乱民遗落破衫上书‘宁随红巾死，不戴元朝枷’。”这批逃亡者后多加入韩山童部，成为红巾军“铁锁营”精锐。洛阳出土的元末刑部铁券揭示，仅至正十一年秋，黄河工地就发生暴动四十七次。最激烈者发生在黄陵岗，五千民夫抢得官船三十艘，顺流直扑济宁府衙，《永乐大典·平乱记》载：“乱民持河锸为兵，府库存银被熔作‘天道正元’大钱。”
当大都城还在为贾鲁加封“柱国光禄大夫”庆贺时，黄泛区的泥土已浸透血色。那些断裂的锁链，磨颈的铁环，熔铸成了砍向元军的刀剑！
早在治水之前数年，至正八年（1348年），白莲教首韩山童就以“弥勒降世，明王出世”为号，暗中串联黄淮流域教众。《南村辍耕录·白莲会盟》载其密令：“凡传教处，须掘地三尺埋莲花灯，灯油尽时即起事之期。”
治河以后，河南杞县教徒李二更以货郎身份掩护，将数百卷《弥勒下生经》缝入棉袄夹层，沿黄河工地兜售，民夫间暗传“十人结社，不拜官府拜明王”之誓（《明实录·韩林儿传》）。刘福通扮作风水先生，三入颍州黄陵岗，在预定埋石人处焚香测位。《平胡录》记其密语：“石人出时，须有血光冲天，方显天命。”同时，徐州铁匠邹普胜连夜铸造三百柄“降魔杵”，刃身阴刻莲花纹，藏于运粮船舱底，船帮刷朱砂为记，沿汴河直抵颍州渡口。
至正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午时，民夫李铁枪一锹掘出石人，其独目正对开封方向，背部谶语“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用契丹文、汉文双语刻就（1952年出土石人实证）。监工欲毁石人时，河北民夫郭大竟以身护石，高呼：“此乃禹王镇河神物，毁者必遭天谴！”趁众人跪拜之际，白莲教众将预藏的数百张谶语抄本撒入人群。《元史·顺帝纪》载：“是日河工逃散者万余，沿途疾呼‘石人睁眼，江山变天’。”
当夜，韩山童率八名心腹驰至石人出土处，取牛骨卦卜，得“离上坤下”明夷卦。刘福通挥剑斩白马祭天，血溅谶碑，立誓：“今日以白马乌牛祭天地，不反元虏，有如此牲！”（《国初群雄事略》）。众教徒割破中指，以血混朱砂写就三千份《讨元檄文》，藏入掏空的黄河鲤鱼腹中，顺流放往下游十二州府。
五月二十日夜，颍州白鹿庄灯火彻明。韩山童头戴镶有波斯水晶的莲花冠，出示家传“宋徽宗八世孙”玉牒金册，宣称：“吾祖南渡时携传国玉玺沉于黄河，今石人现世，当取玺诛元！”（《鸿猷录·宋小明王世家》）。与会者三百余人饮鸡血酒盟誓，分领“五行旗”：青旗（木）：刘福通率颍州盐枭、漕工，负责劫官船夺粮；赤旗（火）：杜遵道统铁匠、炭工，打造兵刃；黄旗（土）：盛文郁联络黄河溃堤灾民，散布谶语；白旗（金）：罗文素携伪造的元廷调兵虎符，离间官军；黑旗（水）：韩咬儿聚渔户水鬼，凿沉元军战船。《草木子·克谨篇》详录密约：“定于八月十五日月圆夜，各旗以三更火起为号，先取颍州、确山、汝宁三府。”
六月初三，刘福通率青旗精锐乔装粮商，以五十辆牛车暗藏兵甲入颍州城。车底夹层设机关，扳动辕木即弹出利刃（河南禹县出土元末战车实物佐证）。初五夜，罗文素假传河南行省调令，诱使守将秃鲁不花率主力赴开封，城中仅余老弱五百。八月十五子时，白莲教众在颍州城头燃起三堆篝火，火光中飘动巨型弥勒幡。韩山童身披锁子甲，手持石人左臂（作兵器用），亲攻府衙。《元史·忠义传》载：“达鲁花赤赫厮见红巾满城，惊堕马下，被乱民分食其肉。”次日开仓，十万饥民头裹浸过牲血的红布，竟一日成军！
石人独目映着冲天的火光，黄河两岸的锁链声化作喊杀声。当大都的元帝还在鉴赏番僧进献的“黄河安澜图”时，他绝不会想到，那尊被淤泥包裹的石人，早已在河底刻好了大元的讣告——而红巾军刀锋所指之处，正是石人独眼凝视的元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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