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年薪六百万，我就借点救命钱，很过分吗？”
小姨站在我家门口，声音发抖，眼睛却一直不敢看我。
我没让她进门，只站在玄关，回了她三个字。
“你不配。”
那一刻，她整个人愣住了。 没有哭，也没有骂，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转身就走。
很快，亲戚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 有人骂我冷血，有人说我白眼狼，还有人提醒我—— 当年要不是小姨卖车卖房，我连清华的门都摸不到。
他们说得没错。
我爸早死，我妈瘫在床上，是她一个人，把我从泥里拖出来。 我甚至当众给她下过跪，说这辈子一定报答。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有些恩情，不是只有表面那一层。
那天小姨走了以后，楼道里还回荡着她的鞋声。
电话那头的责备像针一样扎在耳朵里。
我把手机关了，坐在玄关的鞋凳上看天花板看了很久。
不是不心疼，是有太多我自己要算清的账。
那些年她帮我，不只是把钱塞给我，还承担了我家能承担的一切风险。
她卖车卖房的决定，是她自己权衡过的结果，不全是单方面的牺牲。
亲戚的指责让我觉得不舒服，但我更不想被情绪绑架做决定。
小姨没回消息，也没再来敲门。
第二天早上，我上班路上翻了她的朋友圈。
她发了一条简短的文字，说孩子病情复杂，需要很多检查，家里已经没钱了。
下面的留言比想象中少，大多数人只虚言安慰，很少有人真的主动问怎么帮。
我看着那条信息，心里又冷又乱。
不是因为愧疚，而是因为我开始想起那些细节。
她帮我上学的时候，很多事她没让我知道的部分也不少。
比如后来我才知道，她把一部分钱放进了亲戚的名下，防止被索取。
还有些年她在邻里之间借过小额高利贷，连本带息压得她腰都直不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复杂的感激和怀疑。
我在公司里加班，手边的合同和数字看着是真的，但心里不是只有一组条目。
直到午休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医院的社工。
他说小姨昨天来登记了医保补助，但还差一笔自付部分，孩子要开始治疗。
我沉默了，社工说能不能来一趟面谈，看是否有其它渠道。
那一刻我没有立刻拒绝，也没有答应。
下了班，我直接去了医院。
病房在五楼，走廊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时不时有人推着输液架走过。
小姨坐在病床边，眼睛更深了，手里握着孩子的一双小手。
孩子睡得不安稳，嘴角有药味。
看着他们，我的胸口像被针刺了一下。
不是同情，是那种复杂的责任感在拉扯。
我没有当场翻脸，也没有当场掏钱。
我问了很多问题，病情详细到哪种治疗方案，费用明细，医保能报多少，剩下有无分期。
医生把单子一项项念给我听，语气很平，数字却重得像石头。
我沉着脸把手机打开，算了半天，得出一个。
我可以帮，但不是把钱直接丢在她手里，也不想用过去那种“欠情”的模式绑住她和自己。
我提了两条可行的方案，一个是我把费用直接转给医院并签署分期协议，另一个是我出面联系公司慈善基金，看有没有合作的救助项目。
小姨眼睛瞬间红了，但她没再哭着跪我要钱。
她低声说一句谢谢，然后抬头问我会不会因此怪她。
我摇头，说我们以后好好谈条件，别再用当年的事来衡量现在的对错。
她点点头，像释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几周，我把能做的事都做了，联系医院、处理报销、陪孩子做检查。
表面上我像个解决问题的人，心里其实一直在学着放下那句“你不配”带来的冷。
大家最后都帮了些，不是全部靠我一人。
亲戚们的嘴巴慢慢收了回去，事情也按步骤往前走。
小姨儿子的病情稳定了，她有力气的时候会来办公室送些面包说谢谢。
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一点，也实在一点。
经历过这么多，我想清楚了一点。
怨恨和恩情都不该成为勒索别人的理由。
帮人要有界限，欠人情要敢面对，这两者都是真正的大人应该学的事。
我觉得，回报不是一句“还钱”就能了事，也不是一句“你不配”就能解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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