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那会儿,国家刚站稳脚跟,百废待兴,军队规模却庞大得吓人。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时,全军人数高达五百多万,到1950年更是膨胀到五百五十万左右。
抗美援朝打起来后,部队又扩充,1952年时已经达到六百二十七万。这么多兵力,养着可不是小事儿,国家财政吃不消,工业建设也急需资金投入。
中央一看这情况,就决定大刀阔斧裁军,从六百二十七万砍到三百四十一万,减掉近一半人。这次裁军不是简单缩编,而是为了把军队精简下来,转向国家建设,腾出人力物力搞经济。
西北军区是这次裁军重灾区。原来辖区内有九个军,包括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第九军和第十九军。
这些军大多是解放战争中从野战军转过来的,战功累累。第一军是红二军团的底子,第二军来自红六军团,第三军有陕北红军的血脉,第四军也带着陕北红军的传承,第五军和第九军是起义部队改编,第十九军同样在解放战争中立下功劳。
西北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养这么多部队压力山大。加上边境挨着苏联,那时候中苏关系好,国防压力小,中央就下决心狠砍,只留一个军的番号,其余全撤销或合并,转为生产建设部队。
这事儿落到西北军区头上,负责人得仔细琢磨怎么执行。军区司令员彭德怀那时在抗美援朝前线,政委王维舟年龄大,身体不行,副司令员张宗逊和参谋长阎揆要负责具体操作。
1952年6月,军区先发第一封电报,只通知各军参谋长到兰州开会,商量整编事宜。为什么不直接叫军长政委?大概是怕直接面对那些老将领,免得场面难堪。参谋长管作战,思想工作不是他们的强项。
第一军政委廖汉生接到电报后,觉得不对劲。第一军当时领导班子空虚,军长贺炳炎和副政委余秋里身体不好,早调走治疗,副军长王尚荣去了总参,参谋长陈外欧去军校教书,只剩廖汉生一人顶着。
廖汉生一听,就提意见,说这种大事儿得叫军长政委来,开党委扩大会议,大家面对面谈清楚,不然回去没法做工作。
军区听劝,改发第二封电报,这次叫各军军长政委,但语气温和,说是讨论整编,愿意来就来,不来也没事儿。这下子麻烦大了。其他八个军的领导都是老革命,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一看电报就明白,去兰州就是听判决,看着自己部队番号没了,谁乐意去?
他们选择不来,干脆回避。廖汉生从西宁赶到兰州,一看会议室就他一人,其他军代表一个没到。阎揆要摊手,说没人来。廖汉生当时就火了,转身要走,不想掺和这事儿。
张宗逊这时候出来,拉住廖汉生,意识到问题严重。如果会议只第一军参加,其他军缺席,那内部团结就毁了,以后没法共事。他当机立断,发第三封电报,这次是死命令,必须到兰州开会,不得缺席。
各军领导没办法,只好陆续赶来。会议终于开成,气氛凝重,大家坐下听方案。只留第一军番号,吸收第三军主力,形成重装部队。其余军撤销,第二军、第四军和第十九军各留一个师,改编为步兵师。其他部队全转生产建设,搞石油、铁路、矿业和农垦。
这些军转业后,没闲着,直接投入西北开发。第一军留下来,1952年下半年部分官兵还去朝鲜参战,1953年停战后回国,继续西北防御。
第三军部分并入第一军,其余转矿业。第四军官兵修水渠,开荒地。第五军搞农业,播种浇水。第六军修铁路,铺轨焊接。第七军进矿场,操作机械。
第九军建电站,安装设备。第十九军筑坝,形成水库。这批人从军人变建设者,推动西北经济起步,公路网扩展,矿业兴起,农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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