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下旬，北京的风里仍带着寒意。军委例会刚散，罗荣桓回到木樨地住处，秘书递上一份简短备忘：总政文化部长陈沂被列入“右派”名单，工资、编制一并冻结。罗荣桓合上纸，眉头立即收紧，低声嘀咕一句：“不像话，他是有功劳的呀。”
对陈沂，罗荣桓并不只是上级对下级的那点熟悉。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刚满两天，陈沂在武汉登车去北京参加参谋长会议，顺路拜访了罗荣桓。当时罗荣桓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兼总政主任，公务繁忙仍抽出半小时，谈的不是军务，而是文化建军。罗荣桓抛出一句提议：“总政宣传、文化、秘书长三个位置都空着，你挑一个吧。”陈沂沉吟片刻没有答应，只说“愿意留在部队前线”。这一幕，罗荣桓一直记得。
1951年4月，第一批赴朝慰问团启程。名单里赫然写着：副总团长陈沂。防空壕、前沿阵地、后方医院，他带着文艺小分队跑遍十几个师。彭德怀看完队伍演出后拍拍陈沂肩膀：“部队需要这种劲头。”那次归国，陈沂带回上千张照片、几十万字资料，为随后在故宫太和门两侧布置的“人民军队战绩展览”奠定了底稿。展览开幕那天，朱德亲临剪彩，外电用了一个词“人潮涌动”。罗荣桓在场，声音不高却格外清晰：“文化部这支笔，写得好！”
1955年授衔，陈沂是军中唯一“文化少将”。外界送了个别号“文化将军”，他听着既荣耀又有些惴惴——因为真正忙起来，每天不是在舞台后台，就是在档案室堆资料。那两年“双百”方针提出，文学、戏曲、诗歌一口气冒出不少“生面孔”。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担心“跑偏”。人民日报上《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发表，舆论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沂觉得写得有理，只是火候偏早。他拟了篇短文想缓和气氛，却恰逢整风进入“鸣放”阶段，稿子没来得及登，就被贴上“态度暧昧”的标签。
1957年5月下旬，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听文化系统汇报。陈沂发言不到十分钟，毛泽东点头示意：“部队文艺还是有传统的，你们要沉住气。”然而仅过两周，全国反右范围骤然扩大。有人翻出陈沂几段会议记录，说他“对领导意见多，对党不忠诚”，帽子扣得干脆利落。事实上，他的所谓“意见”不过是“剧本题材可再开放”“青年作者要多交流”之类建议。
罗荣桓听说后先找军委办公厅要材料，整整四页纸，看完只说一句：“评功摆到一边，先看是不是敌我矛盾。”随后他约总政干部部长见面，要了陈沂多年工作小结，又找几位在志愿军前线打过交道的师政委核实。大家给出的评价惊人一致：勤勉、守纪、能干。罗荣桓便在军委碰头会上直言：“不能因为一句话、两句牢骚，就让一个干了二十年的老同志开除公职。”
然而大势已定，能做的只有努力往回拉。3月下旬，陈沂同妻子马楠来到木樨地小楼求见。楼梯口灯泡昏暗，木板踩得吱呀作响。罗荣桓示意夫妻二人坐下，递过一杯热水。“别急，问题总要分清性质。跌倒了，爬起来。”马楠眼圈红红，陈沂却显得平静许多，只低声一句：“罗总长，部队文化不能停。”罗荣桓摆摆手：“记住，先保住身子。”对话短短不到一分钟，却像是两个老兵交底。
同年秋，陈沂被派往黑龙江呼兰河畔的马场劳动，每月津贴28元。高寒之地，文书工作也荒芜，他只能在夜里用炭火照着，给自己拟日记。罗荣桓通过兵站系统打听到这个数字，忍不住皱眉：“不像话，他是有功劳的呀。”他让秘书去总后勤部商量，按军队技术九级临时拨补，再加上家属医药费，总算让陈沂的日子过得下去。
1963年8月，陈沂因为慢性支气管炎住进海淀某医院。几乎同一时期，罗荣桓因淋巴肿瘤复发入院。老首长与老部下隔着两栋楼，却没机会见面。罗荣桓托秘书带话：“陈沂，说你反领导，也得看是哪种领导；说你反党，我不信。”这八个字传到病房，陈沂握着便签，半晌没开口，只把纸折了又折。
四个月后，1963年12月16日凌晨，罗荣桓病逝。噩耗传来，陈沂独坐病榻，久久无语。那张被折得像一只小船的便签，就放在枕边。有人问他为何不流泪，他只说一句：“罗帅是军人，他要我们把活干下去。”
1979年1月，中央正式为陈沂平反，恢复军籍、职务、工资。批准文件里写明：在贯彻“双百”方针中，坚持党的文艺路线，成绩突出，问题应予纠正。这年春天，他去八宝山凭吊罗荣桓墓，随身带了一束山里吹雪花，寥寥数朵，簇在墓碑前。他站了很久，只说：“报告罗帅，文化战线没有垮。”
陈沂逝世前，谈起往事，仍提到那句“不像话，他是有功劳的呀”。一句轻轻的评价，抵得过多年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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