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5日的清晨，北京城还笼在雾气里，西郊玉泉山的小楼灯光通明。桌上那份《信访简报》被来回翻动，纸页边缘卷了起来。陈云看完最后一页，眉峰紧锁。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按，声音极低却透着冷意：“这种势头再不遏制，几年后就要亡党。”秘书抬头还想分辨情绪，陈云已抬手示意：“去，把王鹤寿叫来。”话音落下，他又补了一句：“乱世用重刑，杀几个能挽救一大批。”
陈云当年七十七岁，在中央政治局里以沉稳著称。毛泽东1956年评价他“平和得很，却最会抓住要害”，外界也因此少见他动怒。可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乱象，偏偏戳中了这位“算账派”的底线。数字通透的人，对漏洞最敏感，广东沿海走私利润滚雪球一般膨胀，在陈云眼里就是赤裸裸的国库流血。
两天后，中央书记处碰头会。邓小平看了陈云的批示，只拿铅笔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会间几乎没有客套，讨论焦点只有一点：经济犯罪必须下重手。短短半小时，定出三项措施——发急电、建专班、追责任。会后不到一周，《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秩序犯罪的紧急通知》发往各省份，各级纪委随之进入“战时”状态。
风暴首先刮向粤东。汕头地区海丰县的举报信最多，且指名县委书记王仲一（下称王仲）“身先士卒”倒卖缉私物资。王仲1947年参军，解放天津时任排长，1970年代转业任地方干部，地方干部都说他“老资格”，谁料十来年时间，人心已变。
事情的起点，只是一台十四英寸彩电。1979年春，一个广播站职工拎着纸箱，笑嘻嘻地坐在王仲家客厅。开口是探亲批件，落口是“彩电当点心”。王仲先是推辞几句，听那人悄声保证“只有咱俩知道”，心里那道闸门咔嚓开了一缝。当晚，孩子围着闪着彩色的屏幕直叫新鲜，王仲的虚荣感噌地往上窜——这缝，也就再也关不上了。
往后的故事和许多堕落轨迹如出一辙：第一次胆战心惊，第二次左右张望，第三次已是光明正大。王仲不仅收彩电、冰箱，还亲自挑走私仓库里的手表、录音机。到1982年案发时，账面可查的贪污受贿额合计六万九千多元——那会儿普通工人月薪不足百元，换算一下，等于一名职工干一世纪。
数字并非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带头效应”。王仲顶着县委书记的头衔，却公开纵容走私“拼装市场”。当地人戏称海丰集市为“远东国际卖场”，上课的学生、下田的农民全被新潮货色勾走，农机房闲着，港口却灯火通明。陈云批卷时，看到的正是这种景象：基层官吏成了走私商的保护伞，党纪国法被“彩电+手表”轻易撬开。
中纪委专案组3月抵达海丰。为了锁定证据，审查人员做足“绣花功夫”。关键突破来自仓库保管员王泗吉，他拿出两本账册：一本官方的“白账”，一本自记的“小账”。对勘之下，亏空数字一目了然。王仲见势不妙，先是“打招呼”让人串供，后又在干部会议上放话：“谁敢动我，我先动谁。”背水一战的激烈反扑，恰恰坐实了他的心虚。
1982年8月24日清晨，王仲被宣布“采取强制措施”。年底，广东汕头地区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其死刑。接过判决书的那一刻，他情绪崩溃，抓住看守的手嘟囔：“我当排长时不怕死，为啥现在怕？还是想活着啊！”临行前，他摇着手铐喊：“兄弟们，千万别贪哪！”话音在囚室走廊里回荡，却救不了自己。
1983年1月18日，王仲伏法。至此，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例因贪污被处决的县委书记，成为全党警示范本。公审现场旁听席上，不少基层干部面色惨白。当天傍晚，中纪委将现场情况拍成简报送到北京。陈云看后，沉默良久，吩咐：“案子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海丰的烂摊子不能留着。中纪委与国务院调查组联合进驻，宣布海丰为党风、党纪教育试点县。调查才知问题深重：159起案件、316名涉案人员，党员占半数以上，全县两千多万财政收入，竟被走私黑市稀释得所剩无几。当地干部私下自嘲：“白天是干部，晚上是商贩”，已分不清界限。
整改方案分作两条线：一手猛药治标，重拳打走私；一手扶植实体经济，从根子上开源。中央调拨周边轻工、纺织、农副加工项目，同时引进设备、技术，要求年内见产品、三年内见效益。纪委系统则采取轮岗、培训、严考核，多名“带病上岗”的基层干部被清退出队。
1986年，中央工作组阶段性撤离时，海丰财政收入翻了两倍多，街头小摊的山寨货不见了，糖厂的烟囱又冒起白气。本地干部后来回忆，当年下派干部开会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别忘了王仲的教训，陈老总还盯着呢。”
陈云的坚持与邓小平的支持，使得早期改革开放的航道躲过一次暗礁。这种“先打几记响雷”的策略，既震慑了不法之徒，也给地方官场敲下警钟。严格党纪不只是文件上的字句，更要落到人头上、案卷里，甚至刑场的最后一声枪响。
有人感慨，改革犹如开河筑堤，活水奔涌之际，泥沙也会翻涌。护河的人如果先行浑水，堤坝难保。陈云深知这一点，所以才有“杀几个能挽救一大批”的怒喝。对他而言，反腐不是目的，保住党的生命线、保住改革大局，才是终极考量。正因如此，他宁可背上“铁面无情”的名声，也不肯让纵容成为常态。
时间过去四十余年，当年的枪声早已随风而逝，但那张边缘卷曲的《信访简报》，依旧在史册上留着清晰折痕。每一道折痕，都在提醒后来者：算账的人最明白得失，执政的党最不能丢掉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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