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随蒋回了南京，随即失去了自由。中央军也掉头直奔西安而来。
但另一方面，蒋介石依然派张冲转告潘汉年，关于西北善后问题，希望采取政治的方式解决。同时蒋介石准备派张冲前往西安接周恩来南下会谈。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很快提出，周恩来等人在西安只在幕后团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要太露头角，并且促使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通电说明拥护蒋介石。
至此已经很明显，虽然此时红军已经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做着战争准备，但中共绝不想以战争的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
因为中共从蒋介石的表态中看到了和平的希望，才会让在西安的人员别太露头，不过分刺激南京方面，以表达和平的诚意。
周恩来明确认为，现在西安三方联系如此紧密的情况下，中共要想抽身做中间的调和人，几乎不可能。
不得已，中共只能一方面继续坚持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一起，积极备战。另一方面，让潘汉年告诉南京方面同意和平解决，但必须答应三个条件：
一、立即撤兵；
二、立即放张学良回陕；
三，兑现蒋之前的承诺。
对于周恩来去南京的事情，暂时不可能，因为张学良去了南京就已经上了大当。
其实，如果还要坚持这样的条件，将不可避免的要与南京方面发生冲突，因为蒋此时对西北是不可能放手的。
在1月12日，杨虎城派往奉化向蒋介石陈述西安方面意见的李志刚回到了西安，并带回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提到：
对于张学良，稍加时日，必为之设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机会。对于解决西北问题的宗旨，必以政治建设为主，绝不至引起战事。
周恩来看到这封信后，认为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及中央军一部进驻西北，是蒋的底线。在此情况下，完全拒绝蒋在西安设置行营和拒绝中央军控制陇海路，则和平解决绝不可能。
所以，现在应该尽量争取与南京共管陕甘，承认主要由中央军控制西安和陇海路，但要尽量限制其兵力，使实际控制权还在我手中。
据此，周恩来与杨虎城再三商谈，最终促使其同意了这一意见。随后派鲍文樾带上商定的方案去奉化，向蒋说明西安方面新的让步条件。
15日，杨虎城派往南京的代表米春霖回到西安，带回了张学良的亲笔信，以及张学良提出并经过蒋介石修改后的甲、乙两案：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斟酌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附记：陕西绥靖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早在13日，张学良被准许前往奉化溪口，蒋介石此时也在此养病，张学良此时还幻想着能够就近与蒋介石商量西北善后问题。
但张学良并不知道，由于西安方面此前一直比较强硬，蒋介石和南京方面都认为这是由于张学良态度倨傲所导致。
蒙在鼓里的张学良，还在积极的劝说西安方面，让他们赶紧从甲、乙两案中选择一个实行。
而在给东北军将领的信中，更明确的主张东北军选择调出西北的乙案。在信中张学良提到：
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厄运。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流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家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厉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
张学良此时的目的仍然是争取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从而获得自由。可是西安方面的所有人，几乎都没有看出张学良的意图。
最终在1月16日，西安三方虽然做出正面妥协：
杨虎城也通电就职；
宣布取消一切西安事变期间成立的临时组织；
同意不再要求蒋介石兑现事变期间的承诺，将西安事变期间提出的各项主张交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
对于西北的善后问题，只要求南京释放张学良；
并要合理的安排防区分配。
其实也能够理解，如果此时连坚持释放放张学良这一条件都不再坚持的话，那么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肯定就不存在了，参与西安事变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尤其是东北军同志会当中的年轻军官们，更是不顾一切的坚持与南京周旋到底，然而他们的这种态度，让张学良是如坐针毡。
在19号，张学良又直接给杨虎城写信，让他们选择甲案立即实行，以免夜长梦多，对于其个人问题，在陕甘事情没有解决之前，不要再提了。
张学良为什么又让西安方面接受甲案了呢？原来他不是建议乙案吗？
这是因为张学良已了解到西安方面可能更愿意接受甲案。若事情真能这么解决固然很好，但如果西安方面一再坚持以放他复职为条件，甚至不惜与南京发生冲突，虽然主观上是爱他，但实则会害了他，所以他要求西安方面不要坚持放他。
但在20号，杨虎城接到了蒋介石措辞严厉的回信，坚决拒绝了西安方面所提的方案。
蒋明确告诉杨虎城，不仅中央不会放弃西北，且陕甘问题一日不决，汉卿因责任深重，也绝无回去之可能。
且蒋强调，这是他最后的忠告，如在25日12点前，西安方面不接受中央的方案，那战争将不可避免。
但此时西安的情况非常复杂，杨虎城和东北军大多数人都极力主战，中共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
如接受了蒋的条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左派可能会铤而走险，右倾的也必将导向蒋介石。如此一来，同情者尽失，也没有办法掌握他们的军队。
如不接受，则只能打仗，但胜利的把握很小。一旦失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将分化，到头来中共也只是得到了少量的部队而已。
所以，此时中共是左右为难，打也不是，让步也不是。也只好暂时原则上接受蒋介石修改后的甲案，同时准备战斗。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西安三方决定立即派李志刚前往奉化表示原则上接受甲案，并放弃让张学良回陕的要求。
此时中共却有所担忧，怕的是就算做出让步也避免不了战争。西安事变蒋承诺了那么多，如今全部一笔勾销。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蒋介石这次是真心实意的呢？
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西北三位一体，一旦三位一体被破坏，等着他们的多半是中央军的大举进攻，那时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么被调走，要么被分化了，红军的处境将会比西安事变之前还要危险。
不过此时中共依旧坚持和平方针，打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南京方面能够提供有效保证，他们当然也不希望爆发战争。
所以中共让潘汉年转告南京方面，原则上同意蒋介石的方针，并且也会劝说西安方面服从这一方针。但是蒋介石必须同意五项条件：
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
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
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鄜县、肤施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
四、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
五、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以便更好的准备抗日，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守秘密，因为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
根据中央的意见，彭德怀和任弼时从三原也赶到了西安。在22日上午，与杨虎城和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中的左派军官分别进行了会谈。
经过劝说后，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接受蒋介石修改后的甲案，但是与会者仍坚持，中央军必须要退出甘肃。
然而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中共更加急切的想要和平解决西北问题，这就是红军西路军的严重失利。
本来西路军已经到了凉州以西地区，准备继续向西，接通新疆，接取苏联的援助。
但因西安事变后，西安的军事吃紧，中央在1月上旬命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在高台、临泽一带创建根据地，以此在中央军背后构成威胁，让胡宗南不敢轻易进军西安。
但此时西路军补给严重短缺，又要守在荒漠，最终在1月20号被马步芳攻破高台，全军大部分损失，军长董振堂和30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
西路军被迫只能东进，准备回撤黄河以东，但其实已经无法实现了。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颇为着急，因为西路军战略价值非常重要，只要西路军在胡宗南背后进行威胁，红军主力就能够在西安作战时保持机动。
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共只能加速西北问题的和平解决。
22日，西安方面得知，顾祝同表示愿意以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条件为基础做进一步商谈，要求西安方面派人去潼关讨论。最终在25日，杨虎城派米春霖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进行了谈判。
顾祝同、陈诚和卫立煌给与了一定答复，从中可以看出，南京方面可能会接受对甲案做一定修改。
所以毛泽东也希望在军事上做一定的争取，尽可能对西安三方有利。于是在25日晚上，致电周恩来提出：
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由杨虎城向顾祝同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最多不超过事变前的数目。
同时毛泽东也提醒周恩来要非常注意西安左派的过左情绪，一定要劝说他们接受甲案，做出妥协，退出西安。
此时，整个陕甘的善后问题，主要集中在对蒋介石的信任上了。
西安三方，都担心现在答应了蒋介石，是否就能够保证自身安全，是否就能确保不会有战争，是否就能确保张学良被释放。
此前中共要蒋写信做保证，但蒋始终拒绝。但蒋在事变后，对中共的态度一直还算客气。宋子文也两次代表蒋介石与潘汉年见面，愿意代蒋做担保。27日，张冲也致电毛、周再度确认。
事已至此，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在西路军遭受严重失利，张学良扣在人家手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战斗力又是如此，无论如何战争不是出路。
在1月27日晚上，中央作出决定，对南京作出让步，事情看起来马上就要按预想的那样解决了。
然而就在此时，东北军少壮派还是发动了二二事变，致使南京方面没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西北问题。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随之消失在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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