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纽约深夜，哈德逊河面雾气翻涌。刚从百老汇剧院散场的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回到下榻公寓，门缝里塞着一封加急电报：总统府急召归国。电文不长，却带着熟悉的口气——“俊如，时局艰难，速回”。夫妻俩对视片刻，心里都明白，美国这趟“军事考察”行将结束，本来是避锋芒的远游，如今要折返烽火。
半年之前的五月，内战已燃至东北平原。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凭借美械装备和空运优势，一鼓作气解决“山野土八路”。可仅一年光景，局面突变：四平街、安东、吉长线上，数个整编师先后被包围，关内空运过来的部队非死即降。被寄予厚望的陈诚在沈阳折腾得心力交瘁，“肺病缠身”，请缨退居二线。蒋介石想起曾在冀东、在豫西屡建奇功的老部下卫立煌，希望他再做救火队。
抵沪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凌晨，码头霜重。卫立煌刚踏上跳板，军统联络官的吉普车已经吠着喇叭等在岸边。南京官邸会面安排得极快。蒋介石见面不寒暄，开门见山：“东北是决战要地，你看得如何？”卫立煌直言缺乏一手资料。蒋随即安排国防部作战厅少将孙某当晚登门，图表铺满书桌，红蓝箭头交错，处处都写着“危急”二字。
卫立煌抬头问：“共军番号到底几路？”孙少将支吾，只能报出大概五十万。卫立煌轻叹：“兵力不明，谈何决策？”对话戛然而止，空气里弥漫着无名焦灼。深夜回到客舍，他记起从东北来沪治伤的老友王理寰，连夜登门。王理寰一句话点破迷雾：“能打的至多二十万，士气散了半壁。你若真去，十有八九出不来。”这是真朋友的肺腑。
蒋介石第二次召见在元旦前夕。茶杯还冒着热气，他端出任命：“东北剿匪总司令，就你。”卫立煌回敬一句：“临阵换将，恐非上策。”话音未落，蒋挥手，屋里只剩两人：“我给你五个美械军，空运优先，弹药先拨，你不来，谁敢来？”语气里既是恳求，也是逼迫。
卫立煌仍想推辞。此时蒋介石想起一招“曲线救国”。几位中间人轮番上门，顾祝同劝，张群劝，最后轮到陈诚夫人谭祥。她带着眼泪拉着韩权华的手：“卫兄若不去，辞修怕是交不了差，我们全家都完。”韩权华微微一笑，手却抽了回来，“谁都知道那是火坑。”话说得不响，却像针扎心尖。
一月二十七日，南京各报头版刊出总统令：卫立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辕主任。尘埃落定。韩权华把报纸摊在案头，怒声质问：“这不是让你去做替死鬼？！”这是夫妻俩婚后第一次争吵。电话铃声适时响起，总统府请两口子赴宴，时间定在当日午后。
午宴上，宋美龄谈纽约的圣诞橱窗，谈华盛顿的樱花，气氛似乎轻松。蒋介石却仍不忘加码：“俊如，成败别担心，出了事由我负责。”话虽美，心思却深。卫立煌揣摩着，再拒绝，只怕满城风雨更盛。临别，他轻声对夫人说了一句：“终归要走一趟，看看也好。”
一月三十一日，C-47运输机自南京起飞，机舱里弥漫汽油味。窗外北方大地一片苍茫。三天后，北平西郊机场落地，傅作义迎上来，两位旧识相对，无言胜似万语。屋里摊开地图，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已逼近长春、锦州。傅作义忍不住摇头：“兄弟，这不是打仗，是救火。”卫立煌只道：“火已成势，且看能救几处。”
二月四日，寒风刺骨的沈阳东塔机场，陈诚亲自来接。他面色蜡黄，咳声止不住。两人并肩走在泛白的雪地，陈诚低声说：“兵太少，心更散，靠空投维系，怎么打？”卫立煌没有回答，只抬头望了望灰蒙天色。翌日，陈诚动身返宁；送行时，卫立煌对他轻声道了句“珍重”。这是老同僚最后一次并肩。
接下来的数月，沈阳城如同被巨手握住。铁路断，物资缺，部队只能龟缩据点。5月，塔山方向溃口，辽西走廊被切断；9月，锦州被围，空投补给连降落伞都来不及回收。电话线日夜响个不停，前线报告总是一句：“敌兵猛攻，弹药将尽。”卫立煌能做的，只是调小股兵力穿插增援，像是往烈火中泼盏水。
十月中旬，辽沈决战爆发。廖耀湘兵团突围受阻，葫芦岛海口闭塞。二十五日，长春守军起义。卫立煌夜宿司令部，灯亮到天明。十一月一日凌晨，沈阳卫戍司令擅自撤出要塞，城防顿失支撑。上午十一时，炮声从皇寺方向传来，他明白大势已去，立即命副官收拾文件，转军机场。
起飞前，荒凉跑道上一句简短对话：“总司令，请上机！”“再看一眼故乡的榆柳吧。”旋即机舱门关上，马达嘶吼。飞机穿过浓烟，朝关内狂奔。途中遭遇解放军炮火封锁，机身被弹片划出长痕，所幸平安降落北平。
十一月七日，蒋介石通电斥责卫立煌“指挥不力”。同日，密令下达华北“剿总”，令傅作义“即行管束”。被软禁消息传出，舆论嘈杂。傅作义碍于情面，没有上锁，只是派人“照顾”起居。卫立煌闷坐小楼，窗外初雪没过台阶，他握着一杯冷茶，低声自语：“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不善者无苟免之地。”这话没人回应，也不需要回应。
一九四九年春，和谈破裂，平津易手。国民党政府抽身南撤，卫立煌被带回南京，继续禁闭。短短两年，从“救火队长”到“失利元凶”，棋子命运，尽在执棋者一念之间。有意思的是，当初美国舆论一再催促蒋介石采纳“民主改革”，他却把改革的名额让位给无休内战；如今棋局一败涂地，再多的外援也无法填补战线的裂缝。
回望卫立煌接任东北“剿总”的始末，表面是临危受命，骨子里却是一场无法拒绝的押注。夫人那句“替死鬼”，虽尖锐，却点破了关节：当胜负已被实力决定，将才再多，亦难扭转。卫立煌明知深陷，却仍登机北上，这不仅是军令难违，也是旧时代军人对“效命”二字的顽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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