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城忽然起风，守在天安门广场的维护工人举着探照灯查看城楼正中的毛主席画像。画面左下角被雨打出一道裂痕，油彩翻起。为了不影响即将到来的国庆，他们连夜搬来脚手架，用调和漆对受损部位做局部修补。漆味在风中飘散，灯光映出画像上一粒不起眼的小点——那粒点正是风纪扣的位置。工人们谈论着：“要是当年没扣，这活儿可能更难干。”一句玩笑，却把现场所有人的记忆牵回了1949年。
1949年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后的首次群众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城楼上第一次悬出毛主席巨幅画像，作者是北平艺专教师董希文，底板还是几张门板拼起来的。那天，北平城寒气未消，画像下方却是人声鼎沸。董希文站在人群后排，抬头望到自己连夜赶制的作品，悄悄攥紧冻得发白的手指。这一幅预示着往后城楼布置的惯例，但它还没有风纪扣的“烦恼”。
同年7月7日，抗战十二周年纪念日。陈淑光等几位年轻学子再次跟随董希文登上城楼。毛泽东与朱德的并列画像高高挂起，二十面红旗在夏日风中猎猎作响。晚上九点多，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当他俯身向广场招手时，底下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山呼海啸，而主席回以一句“人民万岁”。数码影像尚未出现，但报人把这一幕压在铅版上，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整版刊出。
事情的转折点在9月中旬。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决定由周令钊负责绘制最终挂像。与董希文的写意不同，周令钊擅长严谨写实。中央影像组给毛主席拍了多组正面照片，影调漂亮，却被主席本人一一否掉——“摆拍太硬，不自然。”最终，一张1948年与朱瑞合影的照片成为定稿母本。那张照片里，毛泽东上衣最上方的纽扣没有系，襟口微敞，表情带着熟悉的微笑。也正因为这点，后来的风纪扣之争悄然埋下伏笔。
9月25日夜，涂好底色的画布已在城楼内支起，尺寸定为6米×4.6米。为了保证比例，周令钊把母本照片划成数百个小方格，再把大画布以相同比例放大分格。陈若菊及三名艺专学生分工协作，在气味浓烈的亚麻布上腾挪笔触。画到第三天，人物轮廓基本完成，唯一欠缺的是制服细节。面对此处，周令钊选择保留襟口微敞的样子。凌晨，他退到走廊抽烟，手臂酸痛却精神振奋。
9月30日上午，时任北京市长聂荣臻检视现场。城楼风大，他抬头看了几秒，转身对周令钊说了句：“整体不错，就是领口扣子要不要考虑扣上？大典要显庄重。”一句话把创作者推到两难境地。画像若重改，夜里难以如期完成；若不改，怕不合场合。傍晚时分，工作人员把此事层报至中南海。毛主席听完轻松一笑：“虽然我也不想，但今天还是系上吧。”一语定音，周令钊只得调回画架，将领口补全，再加一粒小小的风纪扣。
夜色沉到极致，三支汽灯把画布照得发白。周令钊系着安全绳，踏上由三把木梯拼起的临时云梯，将袖子卷到肘部，用细排笔一点点补笔。漆膜尚未干就必须撤梯，否则天一亮便无法装挂。凌晨三点，补笔结束，风纪扣端正地落在领口，抹去光斑后与周围色调融成一片。这就是后来无数人熟悉的1949年版“扣好”毛泽东像。
10月1日下午三时整，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彩色胶片记录下城楼上那幅刚出炉不到十二小时的画像：主席微笑、右臂自然垂落，风纪扣亮却不刺目。參与绘制的学生们并未被镜头捕捉，但他们在角落里偷着乐——那一粒纽扣让画像多了几分“仪式感”，也让一群年轻画师提前成熟。开国大典后，画像由周令钊本人签名，但底端原本写的“人民的胜利”五个字在总理的建议下被悉数涂去。理由很简单——这是一幅领袖像，不是宣传标语。
1950年“五一”前夕，油画受潮褪色，周令钊主动提出再画一幅，但时间不允许。临时方案是请赵纪成绘制第二版，尺寸略缩小以便快速干燥。从此，天安门画像开启了“按需更换”的时代。1953年、1959年、1966年分别推出第三、第四、第五版，主笔更迭为张振铎、王国栋、戴泽等人。每一次更换，画师都会围绕“写实、端庄、亲和”三原则做调整，其中硬性指标只有一个：风纪扣必须系好——因为它在第一次挂像时已被暗中写进城楼布置守则。
有意思的是，1967年版的毛主席像虽然保留了风纪扣，却将衣领略略放松，角度比1949年版更自然。画面刚挂出就被群众发现这点变化，引得广场上不少人掏出望远镜反复比较。绘制者张振铎后来回忆：“那几年大家心气儿高，对领袖形象的细节极度敏感，哪怕半厘米的角度也会被议论半天。”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油画改为合成油性涂料，抗紫外线能力好得多。198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专门工作组，对毛主席像尺寸、色阶、人物朝向做标准化归纳。新标准强调：双眼视线略向下，眉峰不过分扬起，风纪扣保持对称，无反光。此后挂像虽仍由画家手工完成，但色彩与阴影都参照标准，小幅度的个人风格基本被抹平。遗憾的是，这也让部分观众怀念起最初那幅带着油彩肌理、笔触粗粝的1949年版。
维护记录显示，一幅巨型油画在城楼朝南立面全年裸露，平均使用寿命约五年。雨雪、灰尘、光照无情侵蚀，画面最脆弱的地方恰恰是风纪扣周围——因为颜料层叠最多，时间一长容易开裂。每到更换节点，工人都会先摸那粒扣子的表面，如果指甲能抠出粉末，就说明是时候换新了。于是，开国大典以来的七个版本都以这粒纽扣作为“寿命探针”。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之后，新版画像加了一层透明氟碳清漆，抗老化性能显著提高。技术人员统计，2009年更换时，主体色块依然鲜亮，而风纪扣附近只出现了轻微裂纹，恰恰验证了新材料的效果。也正是因为材料升级，自2010年起，画师人数缩减到不足十人，集中在创作阶段，其余年份主要是保养和巡检。
不少来京游客喜欢在午后阳光下拍摄城楼，镜头里金黄琉璃瓦、朱红立柱、墨绿槐荫交织成独特色调。图片放大后，仍能看见那粒小小的风纪扣。有人好奇它能否取消，毕竟时代在变。答案在1980年8月邓小平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对谈中已给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保留下去”。那是对新中国缔造者的纪念，也是对开国大典庄重气氛的延续。既然画像永存，风纪扣这道笔触自然不会轻易改变。
如今，每逢国庆前夕，天安门管理处仍会安排“体检”。工作人员会用升降车近距离检修，重点区域依然是风纪扣。不时有年轻员工问起当年的故事，老同事笑着比划：“那粒扣子背后，立着一个晚上没合眼的画家。”短短一句，足够让后辈理解一幅画像、一座城楼与共和国之间的深厚关联。
历史细节不止于宏大叙事，也藏在微不足道的符号里。天安门城楼上的风纪扣，从无意敞开到郑重系起，再到成为不可或缺的标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完成了角色转变，却在此后七十多年里稳稳占据画面中心。画家换了好几代，油彩配方更新了多次，肖像尺寸略有微调，但那颗纽扣始终在位，静静标示着一个国家崭新篇章诞生时的内在要求——庄重，又亲切；自信，却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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