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26日的坎帕拉黎明尚未褪去雾气时，四十三岁的穆塞韦尼站在总统府台阶上，面前是一支刚刚凯旋的游击队。几天前，他们攻入首都，结束了持续五年的武装对峙。很多乌干达人在那一刻第一次相信，枪声背后也能孕育制度与秩序。对于这位新总统而言，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一穷二白的国家该怎么走下去？
穆塞韦尼的许多同行，在胜利后往往会沉浸在胜利的掌声里，但他选择打开另一本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早已翻得卷角，他甚至能背出“敌进我退”这一段。可他隐隐觉得，摆在眼前的现实已不再只是“革命战争”这么简单：通货膨胀、债务、贸易逆差，每一个数字都冷冰冰。于是，他让助手去打听有没有更贴近当代经济治理的中文著作，可当时能找到的译本寥寥无几。
转到1990年代初，乌干达经济改革的指标初显起色：通胀率由三位数降到两位数；咖啡出口额连年增长；世界银行将乌干达列入“非洲复苏样本”。但穆塞韦尼并不满足，他更想找到一套能够同时兼顾增长与社会稳定的思路。1993年访华期间，他第一次面对面听到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回来后对幕僚说了一句话：“这套方法论，得研究。”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穆塞韦尼亲赴中国使馆吊唁。他在留言簿里写下四个英文单词：“Vision changes destiny”（视野决定命运）。这四个字后来被不少乌干达媒体反复引用。那一年乌干达的财政赤字仍旧庞大，外界私下议论他是不是在“向东方取经”。
进入2000年，中国国务院派出一个经济技术合作代表团抵达坎帕拉。先是礼节拜会，接着是项目洽谈。一番寒暄后，穆塞韦尼突然抬头问道：“Do you have the English version of Deng Xiaoping’s Selected Works？” 代表团成员一愣，答案是“尚未带来，但一定能弄到”。此话用中文复述时，他补了一句：“越快越好。”
行程结束前，代表团托驻乌大使馆飞电北京，请求紧急空运《邓小平文选》英文版。当年九月，三箱新鲜出炉的文选送抵坎帕拉机场。穆塞韦尼拿到第一本，立刻翻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一章，对助手说：“把这一段抄下来，放到内阁讨论材料里。”
随后发生的事在乌干达政坛颇具戏剧色彩。总统府召开扩大会议，部长们人手一册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穆塞韦尼圈出几段关键文字，讨论主题直指土地政策、关税减让和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有人担忧“过度市场化会冲击农村”，他反问：“中国当年比我们更穷，是怎么起步的？”一句话让会场沉默良久。
外界原本猜测穆塞韦尼会照搬一套模板，但事实证明他更强调“本土化”。乌干达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可以放权，也缺乏沿海港口建经济特区，于是他把注意力放到农业附加值与区域交通走廊。2001—2005年，乌干达咖啡出口精深加工比例从不到5%升到26%，北走苏丹、南通坦桑的两条公路同时完工，平均增速保持在6%以上。世行报告判断，乌干达进入“中等增长快车道”，穆塞韦尼的阅读清单里，《邓小平文选》被做了密密麻麻的注解。
值得一提的是，乌干达政坛并非铁板一块。2005年修宪、2011年选举、2016年反对派示威，每一次政治风波都被外部媒体称作“东非版颜色浪潮”。事实却是，穆塞韦尼在同僚会上反复提及“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引用的仍旧是文选里那段“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反对派质疑他借口经济发展拖延政治开放，他则用每年6%的增长率和逐步普及的义务教育作回应，民众在争议声中给了他连任的选票。
翻回头看这条脉络，一位在青年时代熟记《毛泽东选集》的非洲政治领袖，在中年以后又把《邓小平文选》当作治国参考，并非简单的“东学西渐”故事。更准确地说，是殖民地背景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找到适合自身的治理策略。从游击战术到市场经济，再到区域整合，乌干达的案例充满了转折与妥协，但线索始终不离两件事：发展与稳定。
2021年5月12日，穆塞韦尼第六次就任总统，年近八旬。就职典礼上，他仅在演讲末尾提到一句：“任何国家要想站起来，必须尊重人民，也要尊重规律。”台下记者捕捉到他手中的文件夹，边缘仍旧露出《Deng Xiaoping’s Selected Works》的蓝色封皮。至此，有关那年那本书的故事，已经成为乌干达政界心照不宣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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