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26日清晨,昆明通往文山州的高速路边停满了外地车辆,司机们交换着一句顺口溜:“加满油,平远街不停车。”谁也不愿在那个小镇耽搁一分钟,因为过去三年里,那里已经成了贩毒、走私枪械乃至销赃的“三合一”黑洞。

倒回到1991年8月。省委一支由刑侦、边防、民族工作干部混编的工作队悄悄进驻平远,他们原本希望用宣传、经济扶持和个案打击的方式化解矛盾。然而,刚到满月,队员便发现一件怪事:每到夜里,镇外山梁总能传来清脆的点射声,第二天村民却装作什么都没听见。更棘手的是,一些骨干罪犯披着宗教、民族外衣,随口就能煽动周边百姓“保护同胞”,任何执法行动都被硬生生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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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国际刑警在巴黎会议上点名“云南走私军火问题”,报表里66支查获枪支的来源赫然写着同一个地名——平远街。省里再也坐不住了,分管政法的领导一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决定把“软刀子”换成“硬拳头”。

1992年7月中旬,省委常委会临时增加了一个议题。会上,游击队出身的书记普朝柱直接拍桌:“再拖,这个脓包要溃烂全身!”会议仅用二十分钟就通过“严打方案”,随即上报国务院,很快获得批准。云南省武警、公安、消防及地方民兵统一受命,代号“8·31”行动。

8月30日深夜,323国道上的车流突然增加,军车、警车尾灯连成一道红线,平远镇却灯火如常。地区广播里还在播放民族歌曲,绝大多数居民并未意识到黎明会发生什么。凌晨四点,各路部队会师,七个重点村被同时锁死,二十名主犯的住所则被小分队悄然控住。

七点整,总指挥刘选略一声令下,战斗打响。突击队的动作极快,许多目标在睡梦中被制服。可抓捕马明时,抵抗最为激烈。马明给院落加了双层围墙,还装设翻板暗门,冲锋枪、手榴弹一应俱全。突击队接连使用催泪弹、强光弹,都被他顶住。副分队长只得变招,在后墙打开缺口,放出一道“生路”。果然,马明跳窗就跑,被埋伏火力击倒在玉米地边,整个交火持续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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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马慈林凭借事先挖好的暗道,与四名心腹打游击。“打死一个够本!”他狞笑的声音从夹道里传出。十多分钟僵持后,催泪弹滚进通道,马慈林端着冲锋枪冲出,被当场击毙。这两声枪响,直接压住了其他流窜分子的侥幸心理。

首日战果:击毙2名拒捕要犯,生擒15人,缴获长短枪73支、毒品37公斤、赃款150余万。省里嘉电至指挥部,对牺牲的三名官兵致以哀悼。

接下来是“针尖进村”的搜剿。9月7日,代号“尖刀班”的小组包围了“大姐大”王粉英住宅。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女人竟掌控着跨境毒网,家里全是暗格。搜捕队翻遍每面墙都无所获,正要收队,一名战士注意到楼梯踏步轻微空响,扒开水泥板,发现通往地道的木盖。里面藏着手枪3支、子弹614发、海洛因6.5公斤以及54万元现金。面对铁证,王粉英仍嘴硬:“搜出一粒子弹砍我头!”话音未落,物证被抬到院子里,她再无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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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随即发布两份《通告》:一,交枪交毒者不究既往轻罪;二,自首者可回家候审;三,家属不株连。消息像捅破的纸窗,一夜之间,劳动站外排起长队,有人扛着麻袋交枪,也有人替儿子女婿上缴毒品。

9月底,宽限期临近。有位白发老妇赶到两百公里外的昭通,把儿子从废弃车库拖出来,“儿呀,早点去投案。”这句带着哭腔的劝说,被旁边民警记了下来。台账显示,仅延长期二十天,又有八十五人自首。

10月1日,大毒枭马连陆仍躲在后山石缝,随身抱着冲锋枪。公安利用其妻做工作:“政策真的宽。”三天后,马连陆下山,先交一把枪,却拒谈同伙。指挥部让他回家再想想。不到一周,他补交第二把枪和百余发子弹,并指认了72公斤海洛因的藏点。10月15日,当地第一次召开从宽处理大会,数千群众见证他被宣布“免予起诉”,当场释放。此举震动极大,他随后劝弟弟马连武自首并上交赃款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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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20日,《通告》期限结束,235名违法人员主动投案,首批二十名要犯仅剩一人在逃。平远镇的茶铺重新开张,早市不再见持枪蒙面人,路过车队把那句“莫停留”改成了“能歇脚”。

11月中旬,历时八十天的“严打”行动宣告结束,公安部慰问团抵达平远,带来中央领导的批示——“云南此次行动打出国威、民心可慰”。街口牌楼粉刷一新,人们愿意把孩子送去镇上念书,这在三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负责善后工作的干部写下几行笔记:毒品、枪支和民族矛盾交织,再加上一点侥幸心理,就可能让一个边陲小镇沉入黑暗;要拔掉毒瘤,只能铁腕,也得给迷途者留退路。那一年,云南平远的枪声,给了无数同样徘徊的地方最现实的提醒。